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雖已有幾天，但有關他的討論、功過評價仍然不絕。美國總統奧巴馬形容他是真正的歷史巨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他是中國人的老朋友。有比較調皮的則說起「李光耀經濟學」來，指他成功推動新加坡經濟發展有兩大法寶：儒家思想和冷氣機。前者令大家各守本份，努力為家人、社會改善生活；後者則打破了熱帶濕熱天氣的不利因素，令上班族不會懨懨欲睡，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李光耀自己就曾說過冷氣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發明）。相信往下來的一段時間相關討論仍有很多。
香港很多建制派人士包括前特首董建華及現任特首梁振英都對李光耀非常推崇，認為他的管治理念、經驗非常有用及適合香港，他們在施政方面更不時以李光耀為楷模，甚至希望把香港變成新加坡一般由政府主導的城市。李光耀管治新加坡確實有成功之處，他讓新加坡在大國、強鄰的夾縫中茁壯成長更是難得。可是，李的理念、經驗很多不適合香港，有些香港學不來。最可怕的是像董建華、梁振英般的庸才既無魄力能力卻要東施效顰，令香港變得「唔湯唔水」，既失去原本的活力又沒有新加坡效率紀律，以至從跟新加坡平起平坐到現在落後於人。
回歸以前，香港、新加坡是兩個不同的成功故事，是兩套不同模式的競賽。李光耀的大有為政府無疑幹得不錯，令新加坡發展了幾項重要產業及成為亞洲四小龍。香港在「無形之手」、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可也一點不遜色，輕工業蓬勃，部份如塑膠、紡織、電子更一度執世界牛耳，其他如金融服務、影視娛樂事業同樣比新加坡有過之而無不及。最重要的是港人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靈活創意在不干預政策下得到充份發揮，令香港在「軟實力」包括文化影響上明顯領先新加坡。
很不幸，董建華上台以後特區政府開始變調，改以新加坡的「有為政府」為師，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放棄以「無形之手」推動企業、市民奮發創新。結果，私人企業發展的空間不斷萎縮，跟政府關係密切的財閥則不斷擴張版圖，扼殺中小企及年輕創業者的創作、生存空間。回歸前那種敢拼"can do"精神一點一滴消失，越來越多企業指望政府扶持，指望政府推出新政策或基金「打救」。
假如董建華、梁振英之流有李光耀的魄力及能力，這樣的轉變還可能走得通。只是，他們都是庸碌之輩，既不懂也無力以「有形之手」發展經濟，除了提出一些假大空的計劃或口號外甚麼成績也沒有。發展高新科技變成豪宅項目，發展中藥產業同樣有姿勢冇實際，梁振英成立創新科技局更只是為「梁粉」度身訂做的新衙門。就是這樣，董建華、梁振英一步步葬送了香港的優勢，消磨了香港的活力。
不該學的學了，真正該向李光耀及新加坡學習的地方幾位特區政府的掌舵人卻沒有學或不願學。對於任何開放的小型經濟體而言，最重要的生存之道是保持跟世界不同經濟體的聯繫，不過於倚賴單一市場或單一投資者，以免成為人家的附庸而失去選擇權。此所以新加坡多年來一直致力保持跟各大經濟體的關係，日本、美國、東盟及新崛起的中國都一一爭取，但都不會過份倚賴。李光耀在"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就說得很清楚，儘管中國在世界及區內經濟實力不斷壯大，但跟中國相關的貿易、經濟活動佔GDP不過兩成，新加坡並應盡力控制有關比例，以免過份倚賴中國，影響新加坡的發展方向及策略。
香港跟新加坡一樣是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同樣有必要爭取多元化的投資者及市場，以免過份倚賴單一國家或市場。可惜，從董建華到曾蔭權到梁振英都忘記了這個生存之道，一面倒倚賴內地投資及市場，把大部份精力投放在加強跟中國融合，其他市場及投資者放任自流。在這樣的錯誤策略下，香港各行各業以至整個商業及社會生態都受內地主導，國際色彩越來越淡，中國味則越來越濃，這不但催生嚴重社會矛盾，更令香港失去過去的獨特優勢魅力。
李光耀一直銳意保持新加坡的自主及選擇權，董建華、梁振英願意在這方面也向他學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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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