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水客示威出現激進、暴力行為，受到輿論廣泛譴責，反映多元的香港社會仍尊重理性與法治，但是，一些愛國愛黨人士自以為捉到了激進民主派的把柄，甚至捉到了港獨的痛腳，迫不及待地跳出來，以暴力踩場、試圖干預司法獨立、指摘外國勢力教唆等偏激方式，責罵香港年輕人，反而不去追究梁振英政府和中國官員在反水客問題上再三拖延的責任。其結果恐難免引發激烈的反彈，成為政改問題由有商有量走向玉石俱焚的翻版和延伸，也再次映證激進愛黨人士是禍港亂港之源。
水客擾民由來已久，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特首梁振英一直樂於表演落區視察騷，並未採取實際行動，就連一簽多行的修訂都遲遲不予落實。北京當局和梁振英政府不只坐視水客擾民問題衍生出反水客也擾民，再把反水客的激進示威當作炮轟港獨的箭靶，還坐視激進愛黨人士衝擊民間團體、大學校園，縱容內地民眾攻擊香港法治和「一國兩制」，再指摘外國勢力利用本港青年的正義感、煽動他們以暴力抗爭。
但是，當那些愛國愛黨人士包圍、拍打他們眼中的激進示威者的辦公室、商舖時，他們是不是覺得此舉是響應黨的號召，並不是偏激行為？當那些愛國愛黨人士到高等法院示威，要求司法獨立公正，又要求加重對被捕示威者刑罰時，他們自己不覺得太過搞笑，與內地五毛既要香港法官嚴懲示威者、又要攻擊香港法治已死有甚麼差別？當那些愛國愛黨人士高呼香港青年不要受外國勢力教唆時，他們是否認為擾民水客也是受外國勢力教唆以挑起中港矛盾？當那些愛國愛黨人士聲討反水客示威是港獨的實際行動時，他們不覺得以此作為引入中國國家安全法或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理由太過搞笑嗎？
梁振英早前曾表示，如果激進青年主導社會發展或者成為領導人，相信並非香港之福，「我覺得要靠輿論還擊，輿論應該出聲」。的確，激進者當道甚至當權，絕非香港之福。但是，梁振英和唐英年競逐特首的泥漿戰，已宣告香港權位之爭、利益之爭自此走向激進之路，這是中共權貴家族香港代言人之爭，也是中共高層權鬥在香港的延伸。三年來，香港政治、經濟、社會衝突越演越烈，激進程度前所未見，激進的當權者能辭其咎？
梁振英宣稱要靠輿論還擊激進行為，實際做的是鼓動愛國愛黨激進派，以偏激的方式去對抗激進示威，而不是着手解決誘發激進示威的水客擾民問題。一如在政改問題上，他和中共官員不是着手解決如何實施真普選的問題，而是發動輿論攻擊爭取真普選的佔領行動，攻擊聯署表達否決假普選方案意願的泛民議員。從要求普選到反水客，同樣合情合理合法的訴求，得不到主政者的回應，自然會觸發抗爭。主政者越卸責，抗爭就會越激烈，以致出現激進、暴力行為。如果主政者繼續縱容支持者以偏激方式作為回應，甚至是以暴制暴，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刺激更偏激的思想、言論、行為的出現。
輿論固然要反對激進、暴力的示威，同時要反對激進的當權者、激進的愛國愛黨人士，以似是而非的言論和偏激的方式、行動，掩蓋普選、水客問題產生的根源，推卸普選被延誤、反水客被延誤的責任，刺激中港矛盾和香港的政治、社會矛盾走向更激進的歧途。
周一至周六刊出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