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籽：音樂入魂】
音樂是最溫柔的武器，能改變世界，就像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走到街上與人討論人生般，直接走進人群，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意義。現代人花錢消費音樂，耳機隨時堵塞與世界交流的可能，忽略了平易近人的街頭音樂其實早在身邊。今天，街道尤其熱鬧，這群音樂家人人都有故事，不論是精通多種樂器的伯伯、來自異鄉的民謠組合，抑或街頭表演的初哥，同樣希望藉着街頭音樂，打破城市中的無形高牆。
十五年流動音樂人：「我的心永遠屬於街頭。」
一張椅、一副口琴、一把木結他，夕陽是盞天然射燈，遙遙斜照着他，天橋一隅，黃伯正在為是日首場表演要用的樂器調音。這位六十六歲的街頭音樂人，穿梭天橋窄巷流動獻藝十五個年頭，以結他、口琴合奏的民謠小曲，便是他的標記。
黃伯十六歲開始接觸音樂，五十年來無師自通學懂多種樂器，二胡、洞簫、口琴、結他、小提琴，信手拈來便是一首樂曲。雖然看不懂五線譜，但他每次碰上一首喜愛的歌曲，也會把它聽至滾瓜爛熟，再將旋律繙譯成數字曲譜，閉關苦練至少三個月後，才敢走上街頭表演。「一定要把每首歌練到最熟，才能在街頭獻技。」每天花五至六小時練習樂器，一支結他在手，轉眼便忘憂──「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音樂，無論遇上任何風浪，只要聽首歌就冇事啦！」
「上訴，是為了街頭音樂的自由」
黃伯為免阻礙途人，總是在不起眼的角落表演，「我不想影響別人，所以不會接近民居。」黃伯對藝術的執着，還包括對別人善意的體諒與尊重。可惜，即使賣藝人自覺自律，仍難敵被驅趕的命運。街頭表演多年，黃伯被趕的經驗不勝枚舉，曾三遭警方以《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票控，指他未經警務署署長許可，在公眾街道演奏樂器屬違法行為。然而三次出庭，黃伯也不肯認罪，因他堅信《基本法》第34條，保障其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為甚麼我只是想吹吹口琴也要一哥批准？」三次檢控均被定罪，兩次上訴也不得直，近期再度因同一法例而遭警察檢控，他下定決心上訴至終審法院，至死方休。「《基本法》賦予我表演的權利，香港法例卻剝削屬於我的藝術自由，這不是罰款多少的問題，而是公義的問題。」即使不以無牌表演入罪，還有千萬種法例堵塞街頭藝術的發展空間，行乞、阻街、遊蕩……街道寬闊得容得下無數易拉架與車來人往的噪音，卻容不下一首歌。
首次表演，黃伯以二胡拉出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但途人反應冷淡讓他領悟到，樂器與樂曲要對號入座才有感覺。反覆以不同樂器組合測試水溫，發現結他的柔與口琴的清脆最為合襯，能夠擦出火花，「有人說這音色像小號。」《天若有情》、《掌聲響起》皆是黃伯在下雨天演奏的首選，他說根據天氣揀選讓人聽得舒服的音樂也是學問；大時大節更會返回較多熟客的「老地方」，默默為他們演奏，「這是暗地裏養成的習慣，當是在節日送上祝福。」
黃伯的音樂造詣獲得不少途人賞識，曾有一位太太誠邀他教兒子吹口琴，價錢任開，他卻沒答應，繼續埋首街角，嚮往自由演奏的快樂。有曾想過登台表演嗎？他平靜回應：「我的心永遠屬於街頭。」儘管指尖早已長滿了繭、關節開始疼痛，他亦從未感到力有不逮，「只要還有氣力，也會繼續吹口琴，要不就請人幫我拖車出去表演好了，哈哈！」明日，將會是黃伯第三次因街頭表演而遭檢控、到高等法院等候上訴判決。追求理想的公義，路仍漫漫，但黃伯深信，他那熱愛音樂的心，終會還他一個清白。
律師點睇？基本法 VS 香港法例
梁永鏗律師指出，雖然《基本法》凌駕於香港法例，但也有一定的行使原則。為了讓市民有法可依，警方有權因應不同條文的實行情況訂立規則，並就事件合理性執法。因此，他認為街頭表演權利屬立法層面的問題，而非執法者之錯，不存在灰色地帶。只有由立法會提出修改法律，才能真正回應表演者的需要。
異鄉人的文化衝擊
香港的街頭表演風氣未算熾熱，卻吸引不少外國人參與其中，你曾在繁忙的中環與他們相遇嗎？來自英國的吉卜賽民謠組合Head Clowns熱愛街頭音樂文化，由夫婦二人Joseph及Zoe組成，二○一一年開始走到戶外，是推動本地街頭文化的「外國勢力」之一。他們曾多次在英國的Bristol及Wales作街頭表演，從英國到香港，最讓Joseph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明明城市本已非常嘈吵，卻把單簧管及ukulele的悠揚樂韻視為噪音，引來警察驅趕。「車聲、響鞍聲不是更令人討厭嗎？」Joseph皺着眉說。「我們會盡量妥協，但有時問得深入一點，他們（警察）又會突然轉口風說我們阻街。」
「音樂是主觀體驗，沒有人能評定高低」
執法者模稜兩可，反映我城管理公共空間的矛盾。近年，因為政府遲遲未能引入牌照制度，很多街頭音樂人對政府推出的「開放舞台」計劃，甚至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最新擬定的《西九文化區公眾休憩用地附例》中所提到、街頭表演者必須通過預演才能得到表演資格的部份很反感，Joseph認為：「音樂是很個人及主觀的體驗，誰有資格審批音樂的水平、風格和種類？」通過與否，都是一個小圈子的決定，「香港依賴精英制度為文化把關，街頭藝術往往被忽略。」
但Joseph及Zoe並沒有放棄這個地方，依然欣賞香港音樂生態的進步，「藝術不會因為環境而窒礙，壓力有時會變成推動力。既然主流選擇不多，音樂人就有責任為聽眾提供選擇，街頭正是讓人直接接觸音樂的地方。」Zoe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對日漸狹窄的街道不禁感歎，希望能保持特色，不會被商店全面佔據，「街頭音樂能夠為城市錦上添花，不同元素能造就真正的cosmopolitan，若政府懂得規劃，街頭音樂也可推動旅遊發展。」例子有享負盛名的英國愛丁堡藝穗節，大量遊客慕名而來，為該地帶來龐大經濟收益。「如果連自己都不爭取，就沒有人會為我們發聲。」Zoe說。有人質疑香港地少人多，急促的步伐難以容納其他節奏，但正因為寸金尺土，公共空間更應妥善規劃，以文化活動提高社區凝聚力，總好過落入發展商或既得利益者的手中。
Head Clowns
http://www.facebook.com/Headclowns
癒己癒人
很多人認為，街頭表演者只是為了分享自己，其實也為途人帶來分享自己的機會。「初哥」Rachel只有三次busking經驗，但屈指可數的經歷，卻令性格內向的她渴望走向人群。現職音樂教育的Rachel，曾工作於凡事講求精準嚴謹的金融業，語調及表情從來沒有太大起伏，與眼前的這個甜美形象判若兩人。「我一直都有唱無伴奏合唱及為artist唱和音，後來發現自己最享受有創意的事。」一個決定，讓她投身音樂，同時自學結他，開始自彈自唱。
拉近距離 打破高牆
去年聖誕節的街頭表演，有一段經歷讓她倍感窩心。「二○一四年充滿天災人禍，好希望藉這個機會讓人反思自己真正需要甚麼。所以每表演完一首歌，我也會邀請駐足觀賞的人在白板寫上願望。」當中有位來港傳道的外國女士讓她印象深刻，「她告訴我剛與結婚二十年的丈夫離婚，而且二十年來均受家暴困擾。我問她這刻的願望是甚麼，她默想幾秒後說：『很想幫助一些受虐的女性。』」
也許萍水相逢是勇氣的催化劑，讓表演者及觀眾也願意表達自己，樂意以分享修補缺口。其實每個人都想尋找知音，音樂就是當中的橋樑。「越來越多人明白街頭音樂的意義，唱歌時跟陌生人四目交投，對方總向我報以微笑。」或者，令這些音樂人神往的，就是街頭音樂是最直接最誠實的交流，眼神往往能打破城市中無形的高牆。
Hey Rachel
http://www.facebook.com/heyrachelmusic
集合最強街頭高手
《Playing For Change》是一個全球性的音樂運動，由Mark Johnson及Whitney Kroenke發起，目標是以音樂作世界語言，達到世界和平。攝影隊伍及錄音團隊走訪世界各地，尋找當地街頭音樂人或民間音樂團體，邀請他們錄製歌曲如《Stand By Me》、《One Love》及《War / No More Trouble》等，再將所有作品剪接成一首歌，推出CD及DVD，所得收益將捐予貧窮地區的小朋友，作學習樂器或其他音樂用途，讓人相信音樂確能打破種族及地域界限。
Playing For Change
http://playingforchange.com
記者：王秋婷、胡靜雯
攝影：梁志永、譚建章
編輯：陳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