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三宗政治新聞出現提及新加坡的討論。包括鍾樹根在立法會會議上說「新加坡只有熟食中心，沒有大牌檔」；王維基在專欄文章提出讀《李光耀回憶錄》，了解新馬分家歷史有助思考香港前路；和陳永棋意指立法會拉布、司法覆核拖累香港社會進程，對照新加坡港人該感到羞恥。
鍾、陳二人的言論，都出於他們對新加坡的無知，或極其量片面偏頗的了解，就欲借這些一知半解來誤導市民。陳永棋之言，一如以往眾多媚共之徒以「李光耀的『專制獨裁』促成新加坡的成就」迫令港人事事得順從、屈服於中共港共暴政淫威之下。可是，香港要羞愧於新加坡面前的真正原因，正正與陳永棋以至其他媚共之徒所想的相反。
新加坡過去何以沒太多反對政府聲音，最重要是以新加坡獨立起計李光耀出任總理的二十五年期間，不論經濟政策、住屋交通等城市規劃、社會福利、醫療制度等等，施政方向全部以國家本體和人民利益為第一考慮。新加坡被驅逐當日李光耀在電視講話中灑淚，是覺得自己辜負新加坡人民，擔心失去馬來半島腹地的依靠而人民生活無以為計，隨後聲言「我現在背負着幾百萬新加坡人的生活和生存問題，新加坡一定要重生」，引證他以人民為先的心態。從老懵董到689，連同所有司長局長，沒有一個官員有李先生的心態質素。
獨立初期要引入外資設廠，不單純只照顧工人的飯碗，工業區規劃還配合與建組屋，盡量使基層市民可原區就業減少交通開支。早期的大巴窯、較後的義順都是如此。談到組屋，新加坡政府訂立的人均居住面積目標，一九八○年代約十五平方米，二○一一年已提高至約二十七平方米。
《回憶錄》中有提到獨立初期的小販問題「垃圾成堆，造成（交通）阻塞……四處凌亂污穢不堪」（下冊，二○一頁）。但李光耀想做的不是眼前香港政客官員想着的只欲趕盡殺絕，而是顧及小販們的生計需要，隨之而興建當地人稱為「巴剎」的熟食中心（按：設施規劃和經營模式絕非鍾樹根所言所想的情況）。
新加坡或許因人人安居樂業對政府沉默，中共港共批評港人常與政權作對，但敢回應對比新加坡給了港人甚麼生活質素嗎！
面對新馬關係，李光耀同樣以人民福祉為先對執掌大馬中央的巫統毫不客氣。例如一九七八年起出任首相的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以供水協議威脅新加坡要解散武裝部隊，李光耀就以「對方（指馬來西亞）如果違反協議，我們會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申訴。一旦缺水情況緊迫，使我們陷入緊急狀態，只好進入馬來西亞境內，在必要時強行進入，修復遭到破壞的水管和機器，以恢復供水」（下冊，二七七頁）。可是當前的港中矛盾之下，689說要「平衡『內地』需要」、繼續以東江水讓中共賺過盤滿缽滿，施政處處從中共角度而不顧港人。陳永棋之流以他們扭曲理解的新加坡要港人就範，才是真正不知醜的人。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