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已久，而非僅出現於現代國際社會的衝突與矛盾之中。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破天荒的毀滅性襲擊，更是標誌着國際恐怖活動已到達一種巔𥧌的狀態。然而，全球性恐怖活動的威脅，並未有隨着阿蓋德領袖拉登之死而得瓦解。反之，近年來全球政局持續動盪不穩，這種政治生態漸成為恐怖組織萌芽發展的溫床，各地極端武裝組織群雄並起，世界儼如進入了恐怖主義年代。各國均對恐怖主義響起警號，反恐亦自然成為了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命題。
傳統的恐怖組織均帶有政治訴求，試圖藉着發動恐怖襲擊活動，吸引國際社會的注目，從而迫使襲擊目標進行妥協讓步。以阿蓋德為例，其組織就是以發動恐怖襲擊的手段來達致其宣揚反對西方國家干預中東內政的目的。哈馬斯亦以此為手段來控訴以色列以至西方列強對巴勒斯坦的殘酷打壓和無情入侵。是故，傳統的恐怖主義某程度是一種弱者對付強者的不對稱戰略。
但隨着各地不同恐怖勢力的崛起，恐怖組織的性質亦起了顯著的變化。新興的恐怖組織並沒有明確政治目的，只是純以武裝侵略的方式，略奪土地資源來實現政教合一的政權。如伊斯蘭國攻取伊拉克與敍利亞、博科聖地盤據尼日利亞、胡塞武裝奪取也門政權等，這些武裝組織均擁有一定的經濟資源及軍事實力，進而攻城掠地，自立為國，割據一方。它們雖打着建立「哈里發」（Caliphate）的旗幟，但它們為求在短期內迅速擴大版圖與勢力，對根本不是穆斯林教徒的聖戰者通通照單全收。再者，新興組織多以提供物質生活作為招徠，加上聖戰本身帶有「使命感」，這使很多被邊緣化的人紛紛甘於效力恐怖組織。新興的恐怖組織就是以這一種模式，得以讓恐怖勢力於國際社會間迅速擴展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境地。
過往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處理反恐的問題上，都傾向以「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作為基礎論調。所謂的「破窗理論」就是以破窗比喻為罪行，主張政府對所有罪行都以「零容忍」（zero-tolerance）方式加以鐵腕打擊，以維繫社會井然有序。在這種思維下，西方大國在近十數年來的反恐政策都離不開對恐怖組織發動軍事侵略、對武裝分子施以嚴刑拷問、對全國人民實行嚴密監控。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一個自古以來永恒不變的歷史規律。自二○○一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下令攻打阿富汗後，反恐之戰至今持續了十多年。然而，西方社會單一的高壓反恐模式顯然成效不彰，反而孕育出更極端激進的思想。國際社會早有不少分析指，昔日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結果種下了今日伊斯蘭國肆虐的亂局。而「聖戰約翰」成魔的原因，當中很大程度亦是受不了英國當局長期把他誤認為極端恐怖分子，對他實施嚴密的監控，甚至多次干預他的出境自由，最終迫使他漸走向極端之路。
恐怖主義就如野草一樣，燒不盡，吹又生。西方國家必須要明白，任憑她們扭盡六壬，也無法將恐怖勢力連根拔起。正如「修窗理論」（Fixing broken windows theory）所言，唯一解決「破窗」的根本方法便是「修窗」。可是，西方的主流論述，往往只是片面地提倡極端的宗教意識形態就是引致恐怖主義的主要根源，卻鮮有論述指出是何種原因催生出極端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很多聖戰分子本身並非激進思想的狂熱分子，但他們在各種社會政策下不斷被排斥、孤立、以至邊緣化，導致他們只有投身聖戰以尋找「出路」。因此，西方今後反恐的方向應從自身的社會政策着手，而非藥石亂投地不斷對恐怖分子窮追猛打。
現時全球只有芬蘭及丹麥兩個國家在反恐問題上，採用高壓懷柔並行之策，推行「更生計劃」（rehabilitation program）。在更生計劃下，國家並未有對思想漸走極端的人士採取強硬的態度，反而向他們提供心理輔導，幫助他們消除孤立感，又為這些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士提供教育、就業及住屋等援助，讓他們不至於走投無路。可惜在丹麥恐襲過後，國內、國外的右翼勢力紛紛藉機反對更生計劃，批評計劃是對聖戰分子的間接獎勵、對武裝勢力的間接援助、對極端主義的間接支持。然而，一個政策的得失理應是看其整體成效而非看單一事件。事實上，自丹麥的更生計劃推行以來，丹麥國民前往敍利亞參與聖戰的人數已由二○一三年的三十人，大減至二○一四年的僅一人。是故，丹麥個別性的獨立恐襲事件絕不能成為否定整個更生計劃成效的有力理據，反而這些客觀的數字或能為當下國際反恐的僵局提供一條可行的出路。
西方鐵腕反恐的方針，為國際社會與武裝組織之間的拉鋸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誠然，對恐襲受害的國家而言，在民族情緒的影響下，以軍事手段去打擊恐怖主義或者是情有可原。但問題是「復仇」過後，西方大國或許亟需深思其往後的反恐政策，改弦易轍，以不至於作法自斃，讓國際社會再陷入另一次的生靈塗炭之中。
劉慧君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