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學者Sudhir Venkatesh在八十年代末當博士研究生時，為了研究黑人青年族群跟都市貧窮化的關係，隻身闖入白人不敢踏足的芝加哥黑人貧民區，還有連警察都不敢進去執法、槍械氾濫的大型公屋罪惡溫床，終日跟黑幫頭目混在一起，直擊幫派與販毒和犯罪網絡的內部運作。與其在芝加哥大學窗明几淨的課室裏聽李維史陀和布迪厄，他逃課去尿羶味揮之不去的公屋梯間，旁聽黑幫頭目為毒品分賬講數。
Venkatesh在這種所謂「三教九流」的地方，跟妓女、癮君子、拆家、社工、警察、社運人士等等混了十年，終於寫成博士論文；而這段精采經歷，則全部記錄在《Gang Leader for a Day》。
喜歡讀書、迷信知識的學院派如我，夜深人靜時總會忍不住質疑自己──這些理論在紙上多麼華麗多麼理想化，然而真實世界如常運轉，筆桿救不了世人於水火之中，思想與理論到底有何用。Venkatesh的故事甫開始，理論與現實的鴻溝就已經無比清晰──出身中產的印度裔博士研究生帶着一叠「研究問卷」，闖進黑人貧民區，劈頭就問：「你又窮又是黑人，有甚麼感覺？你可以選擇：非常良好，良好，一般，差劣……」黑幫頭子J.T說：「你真的以為問這種問題可以了解我們？你根本連我們到底是誰都不知道。要認真研究，就不要問這種愚蠢的問題，要花時間跟我們一起生活。」
於是Venkatesh真的跟J.T結為莫逆，在他的保護下穿梭於底層黑人群體中間，認識了芝加哥繁華以外，被掃進床下底的另一面。Venkatesh發現許多幫派成員都受過大學教育，但教育卻沒有兌現美麗的承諾，將每個人，不論種族背景，都放在平等的位置之上──許多黑人是在所謂「正途」遭受歧視，才回到幫派裏過犯罪生活。年輕黑人不認真工作，無所事事兼在幫派廝混，資本社會自然一概諷為「蛀米蟲」，社會學家以「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一種因長期處於貧窮狀態而生，跨代傳遞的消極態度和文化，如自暴自棄）解釋之，黑幫頭子J.T對此卻有另一番見解：「難道你要一個人拿最低工資，然後又要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在最真實的柴米油鹽之間，Venkatesh才突感社會學理論之「離地萬丈」，並因此在漫長的田野研究期間，不斷審視自己作為田野研究者的倫理與態度。這大概是所有學院派走進社群中都會感到的culture shock。
「當一天蠱惑仔大佬」並不只是個聳動的書名，Venkatesh的確代替J.T當了一天大佬，種種比電影更離奇的情節，還待讀者把書找來細讀，我在此就不透露了。雖然田野研究者本應從一個抽離的角度觀察，然而Venkatesh卻沒有忘記他的「研究對象」，同時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研究結束，論文完成，他在書中寫道：「我可以選擇何時離開這裏，他們不能。到我結束研究貧窮以後，他們還是會活在貧窮裏，很久很久。」我看了不禁莞爾，我遇過的，飽受戰火摧殘的臉孔，一張一張的在腦海裏重現。我只消數小時的航程就回到象牙塔裏，他們卻仍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艱困中。走出象牙塔，真的有解答我們的問題嗎──也許沒有。但我想，跟Venkatesh一樣，我們可以由此學習問對的問題。象牙塔只有跟社會有所連結，才算有用吧。
陳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