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嗎？」這個問題，假如沒有附帶任何其他前設，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會說：「有何不可？」
沒有代價，又能夠助人完成心中所想，當然是最理想。不過，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只不過埋單找數的是誰，這筆賬不容易算。
許多人眼中，政府無所不能。可是常識告訴我們，有些事情政府還是無能為力；沒有可以用來建屋的地，政治壓力再大，也不見得政府有能力無中生有。雖然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見到香港地圖上的空地多的是，不過，做城市規劃的除了要興建住宅，也要想交通，想到交通，就要想到新增的交通對現有鐵路和道路網絡的負荷。此外，還有社區建設，起學校、醫院不算最難，有足夠的教師、校長、醫生、護士，才是最難。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模式，讓船到橋頭自然直。坦白講，就算客觀事實也反映，規劃師構想中完美的烏托邦，從來都沒有出現過。不過我也想像到政府官僚反問：「出了事，誰負責任？」無錯，雖然我們說政府公務員最懂得卸責，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他們在責任未出現之前，其實已經極具危機意識；越是老練的公務員，越會避免產生責任的機會。退一萬步，就算政府的規劃師忽然豁了出去，願意放膽一試，也不代表可以即時大幅增加香港住宅單位的供應。
事實上，香港住宅單位的最大供應，並非每年幾萬個新增單位，而是本來已經在市場上流轉的二手單位。自從政府推出辣招，大幅增加住宅單位的交易成本，市場的成交宗數也大跌，但價格水平卻一直高企，有理由相信，辣招是同時打擊了供應和需求。藥石亂投，令到本來自以為得到幫助的一群，反而更難置業，這是初級經濟學教科書也有講到的簡單現象，不過特區政府明知是一個解不開的結也照樣打上，只好怪《基本法》設計中的行政主導，其實就是以政府行政機關的功能取代政治，以經濟手段處理政治問題。
官僚不怕飲鴆止渴，因為代價由全港人負擔，甚至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事情始末。其實，政府要興建更多房屋，一定要犧牲其他的建設。有些地，可以作商業樓面面積去發展，但也可以是醫院和學校；正如先前所指，建設除了土地和磚頭，還有人力資源規劃。改變牽一髮動全身，連串的轉變，才是盲搶地起住宅的最大成本。
當大家有了取捨的觀念，對政府協助市民置業這個命題，觀感應略有不同，但政府有責任避免市民因為經濟能力負擔不起而失去基本生活所需，這個大原則，很難不認同。
特區現行政策中，窮人有綜援，也有公屋。感覺水深火熱者，都是未窮到有資格拿救濟，但也沒有選擇能力的夾心階層。九十年代中後期，香港也曾出現過夾心階層的政治論述，亞洲金融風暴及其餘波，將夾心階層也兩極化。有群中產預期落空，但具體上他們想政府怎樣去做，也不斷在變：有時他們的口號是復建居屋，但有時又變成了不做樓奴，要求政府大舉建公屋。
多建公屋，則新增私樓買少見少，變相令有樓在手的人，身家再水漲船高。只起居屋，對連綠表也未拿到手中的那些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順帶一提，早兩年推出的「白居易」政策，令未補地價的二手居屋成為市場焦點，結果沒有令港人上車更輕易。
其實在要求政府出手之前，我們是否要釐清，有甚麼是政府能力範圍之內做得到的事？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市場的需求，供應在短期內又改變不了，我們是否應該更集中考慮，政府能力是甚麼？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又是甚麼？
近期財政司和金管局的取態，明顯是為了避免市場在泡沫經濟下過度槓桿，最終要政府為不負責任的風險包底。可是，只要一天市場未出現災難式的狀況，這類預警工作都會被人視為多此一舉。事實上，客觀證據反映，市場的風險，只是由銀行轉移到財務公司，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
講客觀限制，說長遠管治，肯定不及政客慷慨陳詞來得激盪。請謹記，政治描繪的願景無論有多美好，政策離不開客觀考慮，多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政府能夠做到的事情其實不多。香港政府做得最有效，就是將資產泡沫利益，變成庫房收益，然後再「洗腳唔抹腳」。特區的公共政策做得好不好，另作別論，但至少香港的稅率可以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是現代社會的奇蹟。
假如說政府的責任，是避免市民流離失所、負擔不起最基本的醫療和教育，特區政府便有責任謹守保守理財哲學。今天香港的管治亂局，源於政客的不知進退，狂妄自大，政府做不到的事，就請別許下任何承諾，阿門。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