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1日佔中清場，左報歡呼「佔中失敗」。筆者當時就說，金鐘的抗爭結束了，便意味着接下來是無數「小佔中」在全港遍地開花——香港人的抗爭會從「陣地戰」轉入「游擊戰」。而一旦游擊戰啟動，局面將比佔中更加嚴峻，因為各種無組織、無底線的情況都可能出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會大量轉變成民眾與民眾之間的衝突，不僅是大陸與香港，也包括香港人內部。進入2015年以來，最近多次的周末行動，包括光復屯門、沙田、元朗……都告訴我們，游擊戰已經展開。香港，即將進入一個長期內耗且漫無目的的衝突時代。
游擊戰作為戰術，是一種黑暗邏輯。它本來不應該出現，是在實力不對等的雙方通過公開博弈無果之後，弱勢一方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有些流氓的戰術。這當中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反思：第一、雙方為何博弈無果；第二、弱勢一方是否應該採取游擊戰？結合香港當下的時局，讓我們具體來分析這兩個問題。
首先，香港民主運動是從2003年才有大量民間力量崛起，開啟一個新紀元的。在此之前，民主只是社會精英內部的遊戲。所以，在2003年博弈的雙方發生了變化。2003年之前，是本港精英與北京方面的較量；2003年之後，則是香港民間的民主呼聲漸強，逐步超過並取代以往為香港爭取民主的精英階層。
這種新格局成熟的標誌性事件，自然是佔中。整個運動，從各泛民政黨到各學生組織，幾乎全都被參與運動的民眾否定，認為他們無權代表自己。而當新格局形成以後，又出現了一個弔詭的局面，即是能夠為香港民主運動負責的人也消失了。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章法的「失控年代」，難道要把浩浩蕩蕩的參與民主運動的港人全都抓起來？所以，打壓香港民主的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成為在技術上唯一能夠對雙方博弈無果負責者——民眾已經完成互聯網時代的去組織化，原先傳統的、固有的、僵化的組織就不得不承擔起所有責任。
其次，我們目前不得不承認，香港的民主事業成功的機會非常渺茫，對手實力太強大。本港「民主鬥士」實際上很清楚自己的勢單力薄，因此雖美其名曰「游擊戰」，但很「懂」得挑選「對手」，跑去針對手無寸鐵、舉目無親的大陸遊客，又或者和舉止相對文明的香港警察過手。理性上說，筆者不相信他們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沒有民主，罪魁禍首其實是北京的達官顯貴或中聯辦的欽差大臣，而非那些來港購物的普通大陸遊客。但是「民主鬥士」又豈敢跑去中南海門口示威？或者簡單一點，連圍住中聯辦他們也不敢。相信部份針對大陸遊客的人平時未必太討厭大陸人，但當天是集體行動，責任便是大家的。所謂的「光復」行動，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說是因為佔中清場後無處排遣的負面情緒，找到了一個「正當」的理由宣洩到大陸遊客身上——這樣的「游擊戰」，不要也罷。
在中共維持一黨專政的情況下，香港很難先於大陸民主，而大陸目前甚至連建立法治都遙遙無期，談論民主簡直是太奢侈。更令筆者感到憂慮的是，從佔中到現在，香港警察的執法狀態正呈現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惡。
我們在電視和網站上看到的是部份警察凶神惡煞的表情。筆者有幾位警察朋友，參與過鎮壓執法的，私底下見面時仍談笑風生，且並不迴避這個話題。他們反覆強調自己是照着上級的指令行事，自己只不過是大機器裏的齒輪，發命令的不是自己，乃至強調自己也是受害者……筆者聽到這些話時不禁毛骨悚然，因為這些話幾乎和二戰時納粹殺害猶太人的罪犯說的如出一轍。
鄂蘭把這些人犯下的過錯稱作平庸之惡，其產生的根源是缺乏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制度、不思考國家……香港人慣於跟指引做事，從港英時代開始就擅長不問是非對錯去完成上級給的指令。這種「買辦心態」的「香港精神」，如今正在發揮它的邪惡作用。香港人需要冷靜分析今天的局面究竟緣何產生，正本清源地解決問題，而不是沒有節制地造業。這是時代的共業，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賈荃
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