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文章談到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一次內部會議中引述習近平的講話，認為一黨專政也能成功打擊貪腐。但我在文中指出按着人性中自利的本質，專制政權打擊貪腐雖仍可能有一定的成效，但卻還是擺脫不了專制政權不能打擊貪腐的宿命。若專制政權能建立起有力的監察制度，以猛烈的手段去打擊貪腐，令官員們都知道若他們貪污受賄，被揭發的機會和受罰的機會是相當高，並受罰而導致的損失會是極大，那麼他們基於自利的考慮，是有可能不敢去貪污受賄的。
但以專制政權去打擊貪腐，最大的弱點是擁有最大權力及負責打擊貪腐的官員，他們本身再不受其他監察，故他們在依法執行職務打擊貪腐時，由於擁有的權力是更大，故貪污受賄的誘惑應比其他官員更大。要能打破專制政權不能打擊貪腐的宿命，就要想方法令擁有最大權力及負責打擊貪腐的官員，在更大的自利誘惑下，也都不會貪污受賄。要求他們都是聖人，只思利他而不思自利，不會利用權力去謀取自利，卻是不切實際。
當然習近平及王岐山說得出他們有信心能打破專制政權不能打擊貪腐的宿命，他們手中也不是沒有一些有力的武器。按着人性的本質，習政權依靠的也還是自利的考慮，但卻要與適用於一般官員的自利考慮有所區分。以手上權力為自己及有聯繫的人謀取利益，那是直接的自利考慮。習政權令擁有最大權力及負責打擊貪腐的官員，也有機會超越直接自利的考慮，則是利用了間接的自利考慮。
所謂間接自利，是人雖是基於自利，卻加入了一點兒利他的考慮。這間接自利的考慮是要求官員把自利的範圍擴大一點到考慮他所屬的群體的利益。因本質上還是自利，故仍有可能在非聖人間實行得到。
每一個人都有多重的身份，屬不同的群體的成員。若他所屬的群體得益，他也可能間接得益。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越密切，群體得益對他個人得益就越有關連性。人與某群體的關係是否密切，就看這人的個人的身份認同有多重是建立在身為這群體的成員之上。當人在追求群體的利益時，他是超越了直接的自利考慮，多了利他的考慮。如果群體能得益，他也能間接得益，故那最終還是自利的考慮。因人並不能從中直接得益，及得益是要透過身份認同於某群體的關係，故是間接的自利考慮。
習近平不斷強調若中國共產黨不能成功打擊貪腐就會亡黨，就是希望官員們（尤其是負責打擊貪腐的官員），能因着中共這個他們所屬的群體的長遠利益，可繼續執政，而超越直接自利的考慮。這也是習政權常常強調共產政權的官員是共產黨人的身份的原因。另外，中紀委作為負責打擊貪腐的專門機構，王岐山亦對中紀委的官員強調他們作為中紀委一員的身份，來幫助中紀委的官員，雖手握大權，卻要超越直接自利，以完成中紀委打擊貪腐的偉大任務。中紀委的成功就成為了中紀委官員的成功了。
若這兩方面的間接自利考慮有足夠的可持續性，專制政權透過間接自利的考慮，應也有機會成功打擊貪腐的。問題是上述兩方面的間接自利的考慮是難以長久維持的。為甚麼呢？這涉及個人與所屬群體的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關係越能長久維持，這間接自利的考慮能持續的機會也越大。反之，間接自利能使官員超越直接自利的效果就會較弱了。
如果一個人是生而來屬於某一個群體，如屬某一種族，他與這群體之間的關係根本是難以割離的，那麼關係自然可以長久維持，間接自利的效果就相對上強得多。現在習政權依仗的是共產黨人這身份，共產黨並不屬官員們生而來屬於的群體，而是官員們在年輕時基於不同的考慮而選擇加人的，故關係並不必然是那麼長久的。對習近平來說，當然他生在一個中共開國元老之家，他對中共有極強烈的身份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他官員，包括了負責打擊貪腐的官員，卻未必有他這樣的歷史。要他們與習近平一樣，以共產黨人這身份，為中共這群體的利益，用這因而產生的間接自利考慮，去超越他們個人的直接自利考慮，效果可能並不會太強，也不可能太持久。
另一種會產生很強的間接自利考慮，是人透過專業化的過程成為了一個群體的成員，而這專業化的群體有本身的專業標準規範着所有成員。個人會因屬於這專業群體而感到驕傲，有助他超越直接的自利考慮。最好的例子是在法治制度下，經嚴格專業訓練及累積多年經驗而成為法官的專業司法人員。王岐山對中紀委官員強調中紀委在打擊貪腐的重要角色，可能也是希望有相同的效果。但問題是中紀委的專業化程度遠不及法治制度下的司法人員，且部份中紀委官員有可能在擔任中紀委的工作之後回到被中紀委監察的官員崗位，這都令間接自利考慮的強度及可持續性不足。
看來習近平及王岐山雖有很大信心，但卻仍是缺乏實際有效的方法去打破專制政權不能打擊貪腐的宿命。但如王岐山之前所說，打擊貪腐之戰現呈膠着的狀態，並是有開頭沒結束的。一旦他們開始了打擊貪腐的行動，就只能繼續向前走下去。若專制政權打擊貪腐的宿命是打破不了，可能到了某一點，習近平就要在打擊貪腐與專制政權之間作一個抉擇。下星期再分析這點。
《一黨專政能成功打貪嗎？》（中）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