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夜市回來，已是晚上八點多了。走廊裏黑漆漆，她大力跺腳，點亮了上下三層的聲控燈，又走到樓梯口朝下看看，確定沒有奇怪的人跟着她，才從大衣內側的口袋裏面摸出了鑰匙。門開了，她伸長身體拉開吊燈，卻不急着進去。玄關入口的地上有她離開家時鋪好的暗花毛巾，看位置和幾個小時前沒什麼分別，才完全放心家裏是安全的，開始換鞋除衫。
一個人住有十年了，她還是害怕會被小偷強盜悶聲殺死在家。老房子太潮濕，屋頂的霉連成一片，已經遮掉了牆皮本來的顏色。她呆呆仰在床上，樓上的住戶好像在包餃子，咔咔地剁着肉餡，傳下來幾句模糊的笑聲。就是多年前家裏還住着三個人的時候，她也很少下廚。那時候她既生氣又焦慮，整個社會在變，她知道這是必然，但無法接受變革的方向，那和她在學校裏讀到的不一樣。機關裏越來越多人乘機炒起地皮，名下都多了不止一套住房。沒有人記得曾被教育要廉潔奉公，要為人民服務。賺錢的機會層出不窮，就連她搞藝術的丈夫也做起了倒賣電器的生意。他把孩子送去了音樂學校，買昂貴的樂器，又不停去北京上海拜訪名師。她不明白，這男人成日玩世不恭，譏諷她只想着在機關出人頭地，怎麼會一下掉進錢眼兒裏。「你懂什麼，現在一定要有錢，這樣我兒子有可能做到音樂家，我沒有的機會，他有可能有。」結婚那麼多年，他們好像是迫不得已住在同一屋簷下的陌路人，他看不起她每天風雨無阻去機關上班──「不就是一杯茶、一張報紙、一整天嘛。」她也叫不出他收音機裏聲勢巨大的交響樂名字，反正不是第五就是第九，這些外國人玩不出新花樣。
然後他病倒了，身心疲勞加上飲食不規則，一病不起。家裏更加安靜了，人都在，輕手輕腳的做飯、洗碗。三個人都明白他時日無多，不再幻想明天兒子會在歐洲得獎，沒有心力批判下海的同事街坊。她知道他結婚是為了借她高幹的身份平衡不好的出身，所以從沒想過會有天這高傲的藝術家會和自己相濡以沫起來。不過是幾個月的光陰，卻是她五十多年人生中最有人情味的一段。
然後他走了，兒子考取了歐洲的音樂學院，也離開了。家裏再沒有聲音和氣味，她還是去上班，看人浮於事，大多數時候她相信這世界墮落了，那些少年時學校裏承諾的團結偉大、正義親情都是騙局。也有些晚上她質疑是不是走錯了，也許當時搞套房子什麼都會好，因為人們現在都在談論房子和幸福。
有時她孤單得發冷，在街上偶然被人碰到，另一具身體的溫度甚至讓她受驚，彷彿冰雪天觸到沸水。回到家立馬鑽進被子裏，把自己和世界隔開，發霉的天花板上鋪滿了發霉的記憶，她又開始努力在其中尋找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