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荒引起的中港矛盾又起。一面是將軍澳居屋單位被用作奶粉倉，又有走私奶粉的長者被法官告誡切勿恃老賣老；一面是網民發起「捍衞沙田，取消一簽多行」活動，召集數百人周日到沙田火車站、藥房及連鎖時裝品牌「行吓」。違反限奶令的案件激增，令在上周五一日內審理二十多宗違反限奶令案件的法官吳蕙芳斥責被告，「自己國家出產嘅奶粉，自己國民都唔敢食，係一種國恥之外，仲係一種好悲哀嘅事」。
吳蕙芳法官的話，是分別用廣東話與普通話說的，倒並不僅僅指向大陸人。昨日范克先生發表〈不以恥為恥，卻以恥為榮〉一文，指面對毒奶粉等食品安全問題，中國人並非認真檢討中國質量檢驗制度，甚或政治制度本身，而是一邊吃着地溝油，一邊不忘歌頌「習大大」反貪反腐，是為「把恥辱視之為榮耀」。此論，實在令人難以苟同。依照范先生的邏輯，似乎是所有威權國家的普通民眾，若不能憤而起身推翻執政者，就應該默默消受這威權社會的負面結構，不應再作他想。
根據CPJ（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統計，中國去年已經成為世界上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這個國家裏面為了爭取社會公義、公民權利等等而付出生命代價的人已經很多，而普通民眾，亦正在為爭取更好的生活環境做着各種努力。我自然不是為走私辯護，但若某類產品（合法產品，姑且不論毒品這類非法產品）成為走私熱門，一定是其在正常市場上供應短缺而導致利潤豐厚。在大陸，由於高額關稅的設置，汽車、手機等一直是水貨市場的搶手貨品。當一部iPhone 6被水貨客炒到兩萬價格的時候沒有人抱怨，而走私奶粉就惹得怨聲載道，為何？皆因奶粉是嬰兒的生活必需品。當生活必需品在正常市場上供應不足，影響的是市民生活便利乃至生命安全。歷史上出現生活必需品黑市的時候，都是動亂時期，譬如1940年代的中國，社會金融系統陷入紊亂，通貨膨脹嚴重，連牙膏、肥皂等等日用品都有黑市。在當局宣稱高速穩定發展的今日中國，仍有奶粉這樣的民用品黑市，這的確是一種恥辱。然而，我們需要問的是，這是誰的恥辱？
當范克先生將中國人作為一個面目模糊的同質化群體來攻擊時，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了，大部份購買走私奶粉的人，其實是無可奈何之舉；有錢有權者，早已經用腳投票到生活環境更安全的地方去了。更甚者，水貨客中相當一部份仍然是香港本土居民，難道是需要將之套上「新移民」的標籤驅逐出「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才能保證本土身份的純潔嗎？范克先生宣之於口：「港英政府管治百多年的香港，生活在這片福地的大多數人，仍然知道禮義廉恥怎麼寫，毋須法官斥責都知道自己的問題需要自己解決。」
當我們用集體主義的角度去批評一個族群的時候，正是在激起矛盾。若去大陸街頭做個隨機訪問，相信沒有一個人會當真表達毒奶粉是國之榮耀之事。在人們做判斷（尤其是責任判斷）的時候，最需要的是理清權責邊界，不做無根據的推斷。這要求論者要就事論事，在將事件抽象推廣到某個群體中時要極為審慎。按照「不敢吃自己國家生產的奶粉便是國恥」的邏輯，中港政府官員一面推銷國民教育（或者狠抓意識形態工作），一面將子女送去國外接受教育的行為，才是恥辱。而這恥辱，也是高官們自己的恥辱，非關國人。
香港最吸引人的制度，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這制度背後的價值觀，正是個人主義，推崇個人奮鬥，也推行個人問責。不知何時，族群矛盾和身份政治持續成為這個世界人與人之間仇恨的種子，伊斯蘭國、查理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限奶令實行近兩年，如今奶粉荒再起，討論的重點應該是，誰在走私？誰在組織走私？是否存在政府部門瀆職？誰在購買走私產品？現行的限奶令為何無法阻止奶粉荒？而不是再次將矛頭指向大陸的高牆，並將所有高牆下生活的民眾視為強權的幫兇。我們珍視自我的獨一無二，就不要輕易將自己不了解的「他們」視為只有「貪婪無知」的低等群體。這樣做的結果，只能逞一時之快意，激發本無必要的族群矛盾，於問題本身的解決無絲毫益處。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