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教事件令黃之鋒及學民思潮一夜爆紅，佔領運動把學聯五位代表變成社運先鋒……，由中央到香港的建制派都不得不承認低估了中小學生在回歸後政治及社會意識的急劇變化，還以為一切發展仍在掌握之中，縱使有異見分子，人數及影響均不足掛齒。不過，佔領運動過後，學生重返校園生活回復正常；二月一日撐黃傘遊行人數大幅縮水，雙學事前經已宣佈不會有任何後着，加上港大學生快將投票會否退出學聯，令曾經一度氣勢如虹的學生抗爭運動迅速冷卻，甚至惹人懷疑，會否無以為繼。
與此同時，北京的退休以至現役官員紛紛開聲，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要求教育局做好把關工夫，讓孩子對中國歷史有更多認識。批評者稱之為「洗腦」，建制派則以「補腦」形容，洗腦須把腦中原來資料給完全洗去，補腦則可定性為只集中彌補原來的不足。以今天的教育思想及氛圍，已再沒有人敢公開承認洗腦是唯一工作目標，補腦乘時而起，本應是一個更形象化及平易近人的說法，但由於公眾對補腦課程的內容還未有共識，推行的方法更莫衷一是，所以補腦還是一個尚未被廣泛接受認定的標籤。
迄今提過最常聽到的補腦方法是加強中史科的教授，不過縱使每周上課節數有所增加，學生應學些甚麼和如何施教，社會上還未有公論，如果要勉強推行，則恐怕連師資也會出現問題，因為過去十多年主修中史的老師已越來越少，況且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慨嘆，若要是令學生洗腦，課程內容與角度必易偏頗。
另一個堵截問題惡化的手段是通識教育科的重整，當年設立通識科時，沒有官員會想到這科會變成培養學生民主意識的溫床。有趣的是當年有關課程的倡議者、設計者到推行者都不承認這是製造學生運動領袖先鋒的有效途徑，但外人卻幾已一致公認，學生不論是為了考試成績或個人興趣，透過通識科去認識民主制度及香港問題，都會是事半功倍的選擇。但除了上述幾個原因，今天的學生還有一個學習民主制度的有效途徑，就是透過學生會的參與。
今天幾乎所有中學都有學生會的設立。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生會在學校扮演的角色，與議會與政府的合作有頗多可以比較的範疇，學生對學生會的參與度，也反映了學校的開放度。去年佔領運動發生前，教育學院以問卷訪問了逾3,000名學生及1,000位教師，調查結果發現近半學生認為學生會只屬門面裝飾性質，根本並無實質作用，但八成教師則不認同。這項調查在佔領行動前進行，可以想見經過雨傘行動的洗禮後，學生的公民意識及膽量會再提高不少，而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意見分歧亦會進一步擴大。
負責調查的教授梁恩榮指出，學生的企盼不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要有實權。學校只准學生參與壁報設計、班級活動、課外活動等低層次議題；舉凡涉及教學設計、學生發展計劃、校規制訂等高層次議題，學生即自覺參與度低，甚至無法進入「禁區」。這些學生的醒覺，長期在學校內醞釀，雖然沒有出路或進展緩慢，但卻不易磨滅，一旦發現出路，當然更會趨之若鶩，所以即使平日毫無動靜，亦未曾與學民思潮等串連，只要佔領行動一出，響應之聲即來自四方八面。調查亦同時發現，即使近九成學生可自行組織學生會候選內閣，再由全校一人一票選出，但六成半學生仍認為學生會作用不大，換言之「即使程序上一人一票，學生仍覺不足」，學生要求實質權力的掌握，而非「有票就要」式的民主。
這項發現不單對學校管理層極有啟發；日後應否把權力進一步開放予學生會，以免出現對立？對今天的特區政府同樣也有啟示作用：「袋住先」式的政制改革如何取得年輕人的信任與支持？中央以至建制派不斷強調現時《基本法》與人大定案的不可改變，但年輕人卻着重放眼未來，雙方倘若沒有共通的視角，結果一定是各走其端，今天雙學的冷靜下來，只是反彈力凝聚的預備，日後學生不論在學校或社會，會更勇敢地挺身而出，由這次教育調查結果，已可知是未來必然趨勢。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