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敏之先生元月三日於廣州去世。與大半年前羅孚先生相仿，也是高齡，睡夢中沒有痛苦地告別人世。曾和羅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從桂林《大公報》開始報人生涯；不同的是，羅長年主編文藝副刊，採寫新聞不多；曾多在第一線跑新聞，歷任記者、採訪主任，故他的離世，標誌着民國時期活躍而知名的記者全數凋零，走進了歷史。因所學關涉報史報人，我早聞曾敏之大名，卻一直無緣拜識，所悉先是得自其詩文，後來從《曾敏之評傳》獲知這位前輩的畢生事蹟，涵蓋新聞、文學和學術，堪稱三棲文人的佼佼者。
那部評傳有個副題：「敢遣春溫上筆端」，分九編三十四章，附有傳主文學年表、名篇誕生經過及言談錄，達四十一萬餘字，四百二十多頁。作者陸士清，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內地最早研究港臺文學的學者，亦長於報告文學寫作，搜集資料詳盡，立意分析透徹，下筆文采斐然。全書三年多前由該校出版社出版時，在暨南大學舉辦了新書發佈會，頗受文學圈好評。
同年稍晚，《曾敏之評傳》又在香港印行，但多出一章。特別的是，那一章與其他章節從體例到文字風格均不同，主要載錄傳主自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亦即北京宣佈戒嚴翌日，香港《文匯報》社論版位以「痛心疾首」四字「開天窗」的內情。曾敏之說他時任該報代總編，想起四十年代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開天窗，揭露國民黨軍隊屠殺新四軍的陰謀，故提出用那四個字開天窗，徵得社長李子誦同意，再向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請示獲准。同時，他還敍述了事件發生後相關人士的各種變故。那一章內容披露後，引起了不小反響，因據之前曾任《文匯報》總編、董事的金堯如長篇回憶，此事是他和李子誦商量決策，並未提及曾的作用。於是，有知情人撰文澄清，稱早先不提曾的名字是為了保護他；但曾不以為然，對這種解釋予以反駁。其間，還出現關於涉事者爭功與諉過的評斷。
這或可視為老一輩回憶往事常有的「移位」現象：凡有利於己的事情，通常會「前移」；遇到於己不利的情況，大都會「後移」甚至無端消失於現場，是自私的本性或本能使然，恐怕只能理解而難以苛責。不過，像曾敏之、金堯如這樣的老報人，考慮問題又未必這麼直捷而簡單。作為加入中共多年的一員，當事之際，內心難免經受黨性與人性交戰的煎熬，事後被除名而脫離體制，憶及事件經過，也可能多一番掙扎多一份考量，這在局外人是無法感同身受的。所幸評傳有港版，保存了曾敏之對整個事件的「一家之言」，只可惜，欠缺了像其他各章那樣深入的評析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