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再來港視一齣《來生不做香港人》；「來生不做乜乜人」這句話，已經深入民心。
有沒有來生，不是我們的討論範圍，其實就算今生今世，在哪裏投胎做甚麼人，我們都不由自主。其實，我們本來無一物，突然來到這個世上，存在，就如此這般成為了人生一大課題。不少人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尋找營造自我身份，有人刻意一點，有人含蓄一點。
也有人比較直接，環境賦予了他們甚麼身份，隨遇而安。生在香港就做一個香港人；進了學校，胸前掛了一枚校章，就是學生。畢業後打工，職位、專業、公司等都是身份。所以失業最大打擊，不是收入少了，而是失去了身份的定位，不知道怎樣向別人解釋自己是甚麼人。
對我們每一個人，所謂的身份其實都是環境因素使然，一樣是不由自主。自我意識強的人，通常對這些由外界因素賦予的身份，總是從內心發出抗拒，可是人生在世，追求自由的同時又不能沒有定位，這就是存在主義哲學中所謂的「焦慮」（Angst）。
人假如能夠對自己的存在真正深切的反省，就不會在面對文化和身份衝擊時，感到惶恐不安，到最後，我們每個人由生到世上，披上了身份這一襲外衣，到離開的一刻，這個身份又將回歸於虛無。
民族意識，是種身份情意結，也是不可理喻的一回事。生而是中國人，又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為何要因為這個身份感到亢奮和自卑？劉翔跨欄很快嗎？很好，但於我而言，有甚麼意義呢？跨欄的又不是我，對嗎？說要欣賞別人的成功，沒有問題，但是當美國人Merritt突破了世界紀錄，為甚麼我們又不去鼓掌歡呼？
別人生來是甚麼人，一樣不是出於他們的決定，所以因為別人的國籍和種族而產生冷漠和仇恨，同樣是非理性。
「你話我非理性？家園被毀，唔通要就手旁觀咩！」這句說話，無論是大中華死忠，抑或本土熱血，都經常掛在口邊。在捍衞家園者眼中，要守護的是心靈上那完美無瑕意識形態的根，入侵者對秩序文化上的滋擾，才是最罪孽深重。
社會上最激進的民族狂熱分子，通常對民族背後的文化和歷史都是一知半解，因為越是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歷史，就越能從抽離的角度去欣賞箇中的真善美。遠的不說，將「中華民族五千年」這七個字放在每篇演講最開頭的中國共產黨，就是世上最會將中國歷史扭曲和局部放大的統治者；每當中共要鼓動民族狂熱，五千年歷史又忽然只縮水到晚清幾十年的國仇家恨。
對香港本土的論述，也有類似的情況。本土派，年輕者居多，他們的集體回憶，最多只可以追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不會記得，曾幾何時在香港，新相識寒暄，總會加一句：「你鄉下邊度？」事實上，香港人身份和粵語流行文化於七十年代同時興起，在這之前，香港人這個概念其實非常模糊。
歷史的長短，並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乎那個香港人的身份，也只是命運中的偶然。當然，我們可以珍惜這份緣，並感恩香港這個地方給予我們曾經的機遇，甚至希望可以將當中美好的部份保留下來，惠及更多人。不過，到了下一代人的世界，他們自有對自身的認同和定位，犯不着我們向他們灌輸甚麼意識，至少，這是我對香港人身份的理解。向來做一個香港人，都是出於選擇，要爭取，沒有任何事是理所當然的。
同樣道理，欣賞中華文化是個人修養，分享儒釋道的傳統智慧，是功德。虛有其表口號式的民族大義表演，卻連最基本的倫理也承載不了，只知道教人以小人之心的陰謀論，去猜度世界大局，將權謀之說當作道德。對不起，中華文化中的傳統智慧，沒有教我們怎樣去做一個愛國的中國人，而是教我們怎樣去做一個人。
來生不做甚麼人，來生再算。今生今世，我只想選擇做個完整自主的人。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