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事件可能演變成繼佔領運動後，中共及梁振英逼各界人人表態、檢驗他們是否效忠中共的試紙。港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前日在城市論壇就《學苑》事件逼其他講者表態，被斥是內地文化大革命式的危險思維。其實，這是梁振英把中共用慣用熟的二元對立鬥爭策略搬到香港的又一次實踐，經歷標籤、表態、賞罰三部曲，固然可以為中共和梁振英強化管治提供政治依據和更大操作空間，但同時必然收窄溫和派、中間派的生存空間，加劇港人分化，無異於飲鴆止渴。
去年佔領運動爆發後，梁振英很快就貼上外部勢力干預的標籤，把本地市民爭取真普選的抗命運動說成危及國家安全的事件。在其後的表態第二部曲中，最極品的表演就是中共喉舌新華社炮轟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等四大富豪沒有表態支持反佔中。在賞罰第三部曲中，最震撼的是建議梁振英引咎辭職的田北俊被褫奪全國政協委員身份。而李嘉誠決定重組長和系，變相遷冊開曼群島，如果要論政治原因，除了李嘉誠與梁振英的私人恩怨之外，恐怕誰都難否認，中共如此逼富豪、建制派人人表態過關，豈能不令富豪們膽戰心驚？
今次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判《學苑》，揮舞意識形態鬥爭的大旗，同樣是為《學苑》貼上鼓吹港獨標籤、把問題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層面，隨即贏得北京官方媒體及本港親共媒體的喝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更向建制派宣稱「支持梁振英等於支持中央」，顯示《學苑》事件已進入需要人人表態的第二階段。不難想像，親共團體、人士將爭相表態批判《學苑》和港獨，馮煒光挺身而出當了急先鋒，董建華也要赤膊上陣，恐怕富豪們不敢再保持沉默，而要公開站隊。
從反對佔領運動到批判《學苑》，梁振英的操縱手法一模一樣，也同樣為他爭取到中共更公開、更強力的支持。但這不是他的甚麼創新，只是把中共陳舊的二元對立鬥爭手法搬到香港，並足以對付對政治相對冷感、對中共鬥爭存有恐懼感的港人。中共以二元對立的手法分化民眾、強化統治，並非始於或終於文化大革命，在之前的反右鬥爭、之後的「六四」事件及近期的反貪風暴中，都可以見到這種標籤、表態、分化效應，見到反對派的聲音被削弱甚至被消滅，但權力矛盾、社會矛盾越積越重。
對香港來說，原本對公民抗命、對《學苑》討論民族自決抱着觀望或無所謂態度的富豪、市民，在二元對立的氛圍中，富豪擔心中共秋後算賬，市民擔心中共削減援港政策，自然而然會有多些人站到親共的圈子，表態支持反對佔領運動、表態支持批判《學苑》，讓梁振英和中共在政改問題上自以為有了民意基礎而一意孤行，動輒把自己當作香港民意的代表，要麼無視真普選的聲浪，要麼把爭取真普選的泛民排除在港人之外。
在這個表態及其後的賞罰過程中，最受擠壓的是中間派、溫和派，有的被迫向親共圈子靠攏，有的則寧願選擇向泛民圈子靠攏，結果是香港社會的分化加劇。親共圈子聲勢壯大之際，激進反對派的支持者也在增加，從而鼓舞反對派採取更激進的抗爭，當權者又可藉此宣稱自己先前的標籤正確，採取更強硬的打壓政策，結果再引發激進派更強烈的反彈，社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豈有寧日？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是循民主、法治的道路向前行，而是靠樹立敵人、批判敵人以強化管治，豈不是飲鴆止渴？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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