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仙聖母幼稚園一名學生根據「我是中國人」範例，在作句功課中寫道「我是香港人」，卻被老師批註為「沒有香港人的」，民眾譁然，質疑該老師有洗腦之嫌。校方解釋，老師是想讓學生明白自己的國籍是中國，而學生的功課沒有顯示這一點，對由此引起的誤會深表遺憾。
幼稚園的解釋顯得幼稚，但「沒有香港人民」這樣的觀點，早就有人言之鑿鑿地論證過。去年六月，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田飛龍在《大公報》上發表︿港式民主畸生無底線「外援模式」〉一文，明確指出：「『香港人民』儘管活躍於英美政治家和『泛民』口頭，隱含着『自決權』的指向，但其實在歷史上和《基本法》上均不存在」。
田飛龍認為：「『香港人民』在憲法意義上並不存在，只是一種形象意義的說法」。因為《基本法》全文中，出現「人民」字樣的概念只有「中國人民」、「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人民」是「一國概念，與港無涉」。香港無人民，2017年普選就「不涉及任何關於『人民主權』與『自決權』的動用，所動用的不過是嚴格法制框架下的居民投票權」。
田飛龍的說法故弄懸殊。中國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意味着主權通過人民由下至上的授權而形成。內地的政府權力機構，都是從鄉鎮街道，到區縣，再經市和省由下而上的層層選舉產生。從法理上講，居民是分散的個人意志體現者，人民是合意的共同體，普選就是合意的過程。地方普選產生自治的權力主體，國家普選形成主權的代表者，二者並行不悖。
遺憾的是，憲法規定乃紙上談兵，與中國的政治現實相去甚遠。在大陸，各地人民乃至「中國人民」都被中共未經授權地代表，各級選舉徒有其名，人民合意的過程被演繹成中共黨委意志下的「居民投票權」。如今，田飛龍又將「黨委意志」偷換成「嚴格的法制框架」，以此來忽悠法治為本的香港人民。
人民主權被僭越，中國無「人民」，香港自然也不能有「人民」。十三億人名曰「居民」，實為「臣民」，這就是一黨專制的統治邏輯。這個邏輯，美其名曰「憲制基礎」，在上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中得到了充份的發揮。他罕有地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專題文章《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編印的《香港民族論》，對香港憲制地位作出了錯誤的論述，指出應該警惕其中的「港獨」傾向。
梁振英稱「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個口號有違憲制。何謂憲制？人民賦權就是憲制的根本，「香港問題，北京解決」，才是對港人治港的真正違憲。學生有關「民族」的論述後面其實是「民主」的呼籲，不民主便獨立，與台灣「不民主無統一」的理據一致。換言之，獨立是獨裁的鏡像，先有北京獨裁的政治荒謬，才有了香港獨立的政治不正確。
獨裁的本質是人民缺席。2017年香港普選，儘管中央8.31決定對特首候選人出閘給予了苛刻的限制，企圖以此來掌控不會產生「與中央對抗」的人選，如果港人包括泛民派人士並非一定要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人民出場」的機會予以格外珍惜。
立法會的泛民派議員至今仍堅持要否決8.31決定框架下的任何政改方案，這是一種靜態的唯成份論觀點。應該看到，在現行框架下，也並不完全意味着，是讓港人在提委會篩選後剩下的爛蘋果、爛梨子中進行挑選，而存在着如何將一個青澀的政治果實培育成熟的可能。普選是人民與其代表者互相塑造的過程，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泛民派候選人士，都會在與選民的互動中不同程度的脫胎換骨，對特首的靜態挑選，從而變為對特首的動態改造。
因此，普選的結果有三：產生一個合乎民意的特首；讓不同的政治理念（包括對中央與香港關係的認識）在公開的辯論中得到釐清；更重要的是，人民在普選的洗禮中，從「居民」走向「公民」，政治主體開始成年。
應該看到，在香港成熟的法治體系和自由環境下，即便是8.31框架的一人一票選擧，也與北韓的一人一票有本質的區別。不相信中共，但不能不相信自己，佔領運動，讓港人有了更加堅定的自信。2017機不可失，我們需要對政府的口號作出新的理解：敢於「袋住先」，在新的政治空間中變被動為主動，人民出場，不要輕言放棄！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