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核心，是道德上正確的行動，總能帶來最大的功利（例如幸福）。倘若幸福能夠量化成為數字，例如將感到幸福和賺取財富掛鈎，今日所賺的比昨天多，即代表今天比昨天幸福。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看待社會，一些被認為能夠令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幸福的行動——增加公屋、居屋供應，提高教育質素，增加職前培訓和就業機會，或者最近備受爭議的男士侍產假，對於整個社會而言絕對是有利。
但以上只是功利主義的一部份。按照功利主義的邏輯，一些被人認為「違法」的事會變得順理成章，例如一個窮人去麵包店偷走一個麵包，無任何人發現、無令人不安，窮人因而獲得最大幸福，支持功利主義的人大概會贊同這樣的行為。正因為功利主義常為違法行為開脫，更多的不公義就會在社會上蔓延，功利主義的道德觀甚至容許以不公義達到目的。
在探討功利主義和道德時，其中一項最受非議的，就是「替罪」。在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假如有一宗恐怖襲擊令數百人死傷，而事件中有數名無辜的人被警察拘捕並判刑，社會上的人因而不再感到不安，甚至滿足了人們的復仇心理。對比全個社會的幸福，幾個微不足道的疑犯，不論是否屈打成招而入獄，都毫不重要。
類似的案情在近代都有發生。1973年，愛爾蘭共和軍（下稱IRA）在英國境內策劃多宗恐怖襲擊，經常針對有軍人聚集的酒吧和有代表性的地點下手。1974年，IRA分別於伯明翰和基爾福（Guildford）的酒吧內放置炸彈，導致數十至數百人傷亡。英國政府在調查後，迅速拘捕了一些疑犯和他們的親戚，並且送上法庭進行判決，這就是著名的"Birmingham Six"，以及"Guildford Four and Maguire Seven"，後者更被拍攝成電影《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Guildford Four被指參與IRA的炸彈襲擊而被判終身監禁；Anne Maguire為其中一人的親戚，被指參與提供炸藥犯案，結果親友（包括只有14歲和17歲的男童）合共7人，被判刑4至14年。Birmingham Six的六名疑犯同樣被指參與襲擊和管有爆炸品而終身監禁。Guildford Four一案，其後被發現警方修改證供，證明警方提供的證據不可信，終於在1989年獲釋。Birmingham Six則先後經歷多次上訴，同樣發現警方修改證供，以及隱藏證據（suppression of evidence），終於在1991年獲釋。
值得注意的是Birmingham Six在其中一次上訴申請中，Lord Alfred Denning阻止他們繼續挑戰法庭的判決，指出：「如果這六人敗訴，則意味很多人浪費了時間和金錢。如果他們勝訴，則有可能意味警方作偽證，代表警方使用暴力和逼供，代表疑犯的口供是被迫招認和錯誤地作為證據，代表法庭的判決是錯誤……如此的案情，相信每一個有理智的人都會說：『這一宗訴訟應該到此為止。』」確保警察執法是正確無誤，法庭判決並無出錯，對於社會穩定和整體獲得最大幸福有利，因此冤枉疑犯為真兇，在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說絕對是合理。儘管Lord Denning後來認為這番言論應該受到批評，但這番言論恰恰完美地運用了功利主義的邏輯。
事實上，香港都有趨於功利主義的傾向，而且不是趨於好的一面，而是壞的一面。在佔領未結束前，部份親中團體誇大佔領對香港有甚麼危害，又或者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指香港因佔領而損失多少億，又或者政府高官強調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無一不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合理化反對佔領者和警方經常作出的暴力行為。只是所謂的「整體利益」，實際上不過是政府和親中組織的片面理解；他們認為依靠北京政權、扭曲香港社會、推動假普選，能夠令香港人獲得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們的行為是合理的。
一個視社會秩序遠比人身自由重要的社會，不公義的情況將會陸續有來。14歲粉筆少女對社會的危害遠比七警打人嚴重，結果馬上被申請保護令送入兒童院；特區政府的「民情報告」剪貼媒體報道就了事。看看那句「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為了推動普選就連小孩子都不放過的政府又是否市民期望？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