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導演婁燁的電影《推拿》，據說因為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才得以在大陸公映。婁燁已經50歲，但拍出來的作品還像年輕導演一樣富有激情。電影中展現的血腥，按照大陸電影審查的尺度，想當然是不可能公映的。婁燁的電影，從早期的《蘇州河》，到近年的《頤和園》、《春風沉醉的夜晚》等，都是禁片。因為這樣，婁燁往往被傳媒稱為「獨立導演」或「禁片導演」。
但《推拿》的原著小說，可是拿過中國官方最高文學獎的茅盾文學獎，作者畢飛宇，也是當代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故事聚焦一群在大陸常常被人忽視的群體：盲人。因為許多年前，大陸興起過一陣盲人從事推拿行業的熱潮，所以盲人推拿學校遍地開花，盲人推拿診所也滿街都是。人們只是花錢購買服務，稱讚盲人推拿師的手藝，卻沒能注意到他們作為生命存在的喜怒哀樂。
《推拿》中的盲人，情感之複雜與激烈，看了讓人心痛不已。例如，當盲人推拿師王大夫的弟弟欠債，大耳窿到家裏討債的時候，王大夫捨不得把自己辛苦積攢的錢拿去抵債，於是取了菜刀，在自己身上亂割，要血償債款。他一邊割，一邊忍痛，一邊說：「知道瞎子最喜歡甚麼嗎？錢！」那一刻，你真的能感受到，在這個看不見的世界，他們辛苦賺來的每一分錢，幾乎是唯一能帶給他們保障的東西。這種弱小到卑微的安全感，如風中之燭，吹之即滅。
電影中說，盲人覺得健全人是另外一種生物，而盲人們是天生的次等階層，在任何場合也要避讓三分。盲人有盲人的世界，他們知道與健全人的最佳相處之道，就是盡量不要和他們發生關係。這話大概是沒錯的，因為任何的疾病都不是純粹的病痛本身，而是社會用來區分「我者」和「他者」的標籤。已故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說的明白：「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中一個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個則屬於疾病王國。」所以，當一個人失去了視力，就等於其被人另眼相看——無論是歧視或關愛，都是一種「不正常」的態度。
於是想起，前年台灣也有一齣關於盲人的電影：《逆光飛翔》。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主角名叫黃裕翔。裕翔天生失明，隻身去台北讀書，彈得一手好琴，但一直拒絕參加音樂比賽，原因是他知道，自己的盲人身份會引起別人的同情，他只想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何其難也！《逆光飛翔》用溫情脈脈的敍事，講述裕翔的日常生活，感動了無數人。這種感動，不是為了讓更多的市民、團體去給殘障人士捐款，而是令觀眾知道，殘障人士除了基本的物質需求外，更加缺少的，或許是一份被視為「正常人」的尊嚴。
兩齣電影，同樣是講盲人的故事，基調卻完全不同。《逆光飛翔》的溫情，恰如台灣的氣質；而《推拿》的冷漠、暴力、陰鬱，也正正和大陸給人的印象一樣。然後，我們不禁要反問的是，香港呢？香港有關於盲人的電影嗎？不好意思，我第一個想起的竟然是《盲探》——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角色，披着超人外衣的盲人神探，從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你可能覺得好笑。但，如果盲是一種隱喻，盲代表的是和人們建構出來的「正常」社會相反的種種的話，那麼，對盲的視而不見，胡亂想像，難道不就是香港人的「精神」嗎？
對醜惡視而不見，我們稱之「盲目」；缺乏獨立思考，我們稱之「盲從」；不聽指揮胡亂從事，我們稱之「盲動」。一個人不需要生理上的失明，也可以是「盲人」。自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失序，溫水煮蛙的讖語講了無數遍，仍然有多少香港人可以對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香港的未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鍾耀華差點不得返港，雨傘運動的秋後算賬，政府民情報告說人大普選方案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如果對這些還無動於衷，香港這座城市，必死於漸漸窒息的密室。喚醒香港人正視這些的工作，任重道遠。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