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良善的人若對政治冷漠，就要給比自己差的人管治，作為懲罰。」一直承受這種懲罰的香港人，終於爆發了雨傘運動，關心香港政治、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多了，特別是年輕人多了。但遺憾的是，市民總體的政治熱情仍不高，雨傘運動因此不能如台灣太陽花學運一樣獲得有力支持、取得成效。更遺憾的是，面對梁振英政府開始秋後算賬、約見及準備拘捕佔領人士，市民的政治冷漠又讓梁振英有了「依法行政」的藉口，讓佔領運動的初衷再度被扭曲。良善的港人，究竟要受懲罰到幾時？
在梁振英政府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之際，「白票守尾門」論甚囂塵上，獲得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人的大力推薦或支持，甚至有泛民名人參與修訂方案，搶盡政改諮詢的風頭。雖然泛民、學聯和學民思潮多表示不接受「白票守尾門」，但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北京接受這個方案，這也不是甚麼令港人委屈求全的普選方案，而是懲罰政治冷漠的港人的方案。以港人的政治慣性，屆時哪怕對政改方案再不滿、對提委會通過的特首候選人再不滿，多數人仍只會選擇漠然處之，不去投票，而不會去投白票。白票過半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而有助中共欽點的特首候選人低票當選，讓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吹噓自己實現了香港的普選。
如果說含糊以對「白票守尾門」論是梁振英推動假普選的軟的一手，旨在誘導市民參與諮詢，那麼，警方昨日開始約見佔領人士，甚至表明會於當日採取拘捕行動，就是其硬的一手，旨在阻嚇曾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提出激進的方案或行動。兩者的共同之處，就是欺負政治冷漠的港人。有些市民跟着梁振英的論調起舞，只說佔領運動作為公民抗命的違法的一面，只強調佔領人士要承擔法律責任，全然不提抗命的起因是梁振英與中共剝奪港人真普選的權利，全然不提抗命的初衷。
香港一直有政治冷感的問題，大型選舉的投票率遠不及台灣、美國。從香港回歸後五次立法會選舉來看，投票率最低的2000年只有43.57%，最高的2004年也只達到55.64%。而台灣近兩屆總統選舉，2008年、2012年的投票率分別為76.33%、74.38%；美國近兩屆總統選舉，2008年、2012年的投票率分別為61.6%、58.2%。
投票率高低與選舉時的政治爭議程度有關，也與選民的政治熱情有關。港人多缺乏政治熱情，一方面有歷史原因，既受英國長期殖民統治影響，又受回歸後北京「殺局」（廢除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影響，令市民覺得在現有政治制度下，投票改變不了政治；另一方面，香港原本享有的法治、自由和經濟環境，也令港人可以把追求個人財富的增長作為主要目標，不必擔心政治的困擾，在都市忙碌工作，抱持的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心態。
在去年雨傘運動爆發後，有大專生發表致市民的公開信，指出政治冷感的可怕之處在於「令你沉溺於自己的世界，看不到其實你有擁有的，都在一點一點消失」。對中共蠶食香港核心價值的溫水煮蛙的警覺是令人欣慰的，年輕一代的覺醒是令人欣慰的，但總體上市民對政治冷漠的趨勢並未改變，過往可以坐視梁振英和中共打着法治旗號閹割《基本法》，為特首普選設限，如今又可以坐視梁振英拘捕爭取真普選的人士，為偽普選鳴鑼開道。港人為甚麼還要如此接受行騙長官的管治？還要接受如此的懲罰？難道犧牲了我們這一代，還要犧牲下一代？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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