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舊迎新，馬去羊來。從中央的視角看香港，2014年可謂是「主權施威馴烈馬」，2015年期望是「政改維穩牧羔羊」。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接見上京述職的梁振英時指出，過去一年港府是「依法有序地推進政改，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了法治，保持了大局的穩定」，未來政改「應該有利於居民的安居樂業、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有利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瞻前顧後，都不離維穩的主調。
「是政治的就不是維穩的，是維穩的就不是政治的」，這是國內學者崔衛平在〈維穩時代的政治〉一文中對人們提出的警示。維穩着眼於當下，而放棄對平等、自由等政治遠景的展望；維穩只顧息紛止爭的效果，而「不惜」傷害或「不屑」於關注其他正當的價值訴求；「政治的方式主要是言辭，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們之間的互相商談，通過對話協商，讓種種分歧得到呈現和整合」。而維穩則是用暴力結束言辭，「運用暴力來維穩的年代，則是一個取消政治的年代，是排除任何政治途徑的年代」。
孫中山說過：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的本質是公眾的、公開的和充滿分歧的，民主和憲政則是現代政治的管理手段。但中國古代「政治」的含義，卻與此不同，政治不過是君主和大臣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活動，它不是公天下，而是家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與匹夫庶民無關。
內地「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共從家天下過度到黨天下，政治的專制實質卻無改變。從民主與憲政的角度看，維穩無政治，因為它不是自下而上的公眾活動，而是自上而下的強權行為；它不是付諸公開的法治手段，而是求助於權術和潛規則；它不包容，而是在壓抑社會利益分化必然衍生出的各種政治歧見。
而黨天下的觀點是，穩定壓倒一切，任何歧見都有可能星火燎原，危及到專制集團的既得利益，無政治的維穩就成了最大的政治。於是在內地，屏蔽互聯網、控制傳媒、嚴密監視和拘捕維權、異議人士；在香港，則置優良的百年法治現實於不顧，要讓黨治的中央權力來對港實施全面管制。
《環球時報》曾刊文〈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城市〉，指出：「香港回歸前是一個經濟先導、政治平穩、法治優先的經濟自由化社會」，回歸後不應該成為所謂中國的「政治之都」。不少港人都認同這個結論，並將回歸後香港成了「遊行示威之都」，紛爭不斷的亂源，歸咎為民主帶來的政治化後果。其實，香港現時的混亂困局，並非政治化所致，恰恰相反，是中共去政治化的維穩帶來的惡果。
民主本身並不具備獨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專制以強凌弱，民主以眾暴寡，同樣有失公正。從世界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來看，一個政治共同體內民主體制的成功轉型和有效持續，有賴於民主之外的兩個因素是否成熟：法治和自由。法治維護公正，自由保障權利，民主制約權力。法治、自由、民主三者有機互動而達到善治，就是正常的、必要的政治化過程。
港英時期法治嚴明，社會自由，雖無民主，但政治被行政吸納，本土精英進入行政決策機構，使統治權力獲得合法性和有效性，一時成為舉世矚目的善治楷模。令人深思的是，為何香港具備成熟的法治體系和自由的社會環境，回歸後的民主轉型卻如此步履艱難？
主權回歸，治權變易。昔日受英國憲政民主體系嚴格規管的香港行政權力，如今需要接受一個連「黨大還是法大」都說不清楚的中央「全面管制」，完全背離了回歸前港人對兩制「井水不犯河水」的想像。香港民主的發展，各種政治勢力的策略取向，都面臨着被一黨專制這個去政治化的權力黑洞所吸納、所吞噬的可能。民主派逢共必反，建制派和稀泥，其實都是政治發育不良的表現。
維穩無政治，預示着港人對這種無政治維穩進行抗爭的行為也不會是一種良性的常態政治。第二輪政改諮詢即將開始，如果中共仍然認為港人爭取民主，是企圖改變內地政治狀況，顛覆中央政權，就沒有可能跳出這種互損的惡性循環，而進入互惠的政治博弈。結果是，內地並不會因為香港的假普選而更加穩定，香港民主卻成了大陸維穩的祭品，一個令陸港兩地更不安寧的祭品。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