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出版的《印刻文學生活誌》以此作標題:「為自己預約一堂美好的文學課:初、高中國文課的文學注目」。丁名慶在「編輯室的報告」給這特輯定位:「國文課堂與文學這兩個平行世界既偶爾曖昧地重疊、互通聲氣,有時又是那樣不共戴天地仇視、互斥。」本期的執筆人都是跟文學與國文課堂關係密不可分的「持份者」。他們是中學生、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我們先聽資深教授陳芳明怎麼說。他說自己當學生時,國文課一踏入初中,就變成了一種負擔。老師是山東人,非常正派,教學也認真。課文中有〈出師表〉和〈祭十二郎文〉這類「教化」文章。老師上課時,非常堅持儒家思想,對忠奸之辨,善惡之分,永遠涇渭分明。可惜他覺得站在台上的老師彷彿來自另外一個星球,跟他毫無關係。
陳芳明一九四七年出生,十五歲那年因為課文看不下去,常在上課時偷看「禁書」。陳教授唸中小學時的台灣正是「漢賊不兩立」反共意識正濃的時期。在教育部這等機構的「指引」下,教科書的內容除了盡量依從「國策」繼續發揚「固有道德」外,實在再沒有什麼「創意」空間。教科書的編寫如果受到公營出版商政治要求的掣肘,那麼改由民營的來辦怎樣?依中學老師凌性傑所說,民營書商編選出來的教科書對提升文學修養一樣無補於事。他說在號稱多元、開放的政策下,民間出版的教科書理應呈現百花齊放的氣象才對。怪的是,開出來的花竟朵朵似曾相識。原來今天出版商最着眼的不再是什麼政治忌諱,而是市場調查的指向。他們希望作品做到「面面俱圓」。選材的考慮包括好不好教?會不會考?範文的長度必須適中、主旨必須正確,最好還有勵志作用。
有關國文教科書的內容和傳授方式的爭論,無休無止。難怪年青人詹偉雄聽得不耐煩了,嚷着〈再見國文,再見!〉他說如果他是一位偏遠鄉村中學的校長,有改動課程的權力,他會取消以「國文」為名的這門課,改為「文學,語言與寫作」三個單元。還有,他會取消統一課本、課綱的規定,讓每位老師自由選擇自己偏愛的文本。
詹同學此計不會得售,因為他宣揚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也許不是所有的國民課本都是「文學殺手」。李椒庭是師大附中同學。他說在國文課遇上了張愛玲,深為〈天才夢〉中的彩句所震撼:「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歡悅。」這篇張愛玲初試啼聲的小品,竟然令這位尚未識愁滋味的小朋友「兩隻手臂的疙瘩全彈出來,被瞬間加快的心跳震得跳起波浪舞。」看來今天台灣教科書的編寫,比陳芳明背着書包上學去的時代已有長足的進步了,不然中學生的課本那容得下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