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0月初啟動百人裁員計劃之後，《紐約時報》周二宣佈再次裁減21名僱員，使編輯部總人數降為1,330人。《紐約時報》新聞製作的高成本自然是主要原因（編輯部每年需要兩億四千萬美金運營成本），數字產品的收入仍未能有新的突破，彌補紙媒的赤字，亦是逼切的現實。
紙媒已經被「唱衰」了十多年，而近幾年流動互聯網的興起，才是紙媒寒冬的真正開始。內地的紙媒早已死在新聞自由之前，或主動或被動接受當權者的收編；香港的紙媒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當局希望九七之後已經不斷左移的傳媒政治光譜盡在掌控之中而不得，只能發動國家級黑客和經濟制裁來打擊不聽話的異見分子。
《南華早報》前總編輯日前在英國就《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作供時就指，香港傳媒因為老闆在內地有經濟利益而面對更大的內部壓力。《蘋果》近一年來銷量下滑、網絡平台亦頻頻遭遇黑客攻擊，總編輯沙膽虹「跌少當贏」的預期亦讓人欷歔紙媒的頹勢。而另一邊廂，曾寫下「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訣別書的《主場》創辦人蔡東豪，日前被報道與舊部成立新公司，公司名為Best Pencil，註冊地址正是《主場》結束前的辦事處。有關《主場》再搞新媒體的消息，迅速在老讀者之間傳開。無論《主場》能否復活，讀者對於香港能有個有觀點、有見解的本地傳媒之期待，已經想見。那麼，香港如今的政經環境，是否能夠容得下一個民主立場的傳媒呢？
《蘋果》這19年的崛起，其實是在一個不斷萎縮的廣告市場中攫取份額的過程，能夠領一時之風潮，大部份也是市場細分（market segmentation）的結果。但紙媒的衰落是大勢所趨，如今在政治和經濟壓力下加速衰落，亦是很多從業者早就預料到的結局。但其實《蘋果》自創刊之日始，就從未將自己的市場僅僅局限在紙媒市場，目標受眾一直是面向看電視長大的年輕一代；所倡導的市場導向新聞學，其實亦更符合互聯網時代訊息消費的習慣——快捷、簡短、有趣。此外，分析《蘋果》的年報不難看出，《蘋果》的ads-circulation ratio一直維持1:2左右的比例，與美國傳媒3:1的比例實在相差甚遠，顯示廣告收入受打壓，是《蘋果》生來的痼疾。
經歷佔中一役，香港傳媒的格局亦定會有大的變動，資本和政治博弈的程度，不啻與九七回歸前香港傳媒的洗牌一樣慘烈。只是，90年代仍是紙媒的興盛時期，如今，卻是互聯網的天下。雖是一樣的政經博弈，各方能運用的技術工具、民意槓桿、資本規模都不可同日而語。既然如此，不如徹底轉型，放棄廣告這一塊的制約，向互聯網用戶中千千萬萬獨立的個體讀者尋求認同。傳統的「大眾」傳媒導向，需要轉向探索更細緻的「小眾」或「分眾」模式，為讀者提供更加量身訂做的訊息服務；而傳統依靠「發行＋廣告」的盈利模式，亦應該參考互聯網時代的「眾籌」模式——不依靠機構的廣告投放，而依靠新聞產品本身打動作為個體的受眾，然後受眾通過「打賞」、「競價」等方式支付酬勞。這種模式下，廣告收入只是內容生產的附屬之物，而不再是能夠制衡採編立場的因素。
互聯網時代的傳媒變革，就是一個消除組織和權威，尊崇個體意願的過程。《主場》、《蘋果》等媒體其實已經往這個方向走了許多步，但仍放不下傳統新聞生產和盈利模式的限制。如今紙媒寒冬到來，不如徹底放下，輕裝上陣。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