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決定將和平獎頒發予劉曉波，當時劉因煽動及顛覆國家罪而在獄中受刑。中共文化部轄下，鄉土藝術協會特設「孔子和平獎」，以表示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不滿。事隔數年，「孔子和平獎」已經改由在香港註冊的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舉辦，今屆得獎者為卡斯特羅。
古巴出生的卡斯特羅，一生都與暴動、革命有關，顯然不是「和理非非」。而起義成功、推翻獨裁政權、成立古巴革命政府和共產黨後，更將軍政大權收為己用，同時搜捕異見分子，統治古巴長達半世紀。冷戰時期，古巴和美國交惡，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一度引發危機，險釀另一次世界大戰。2011年卡斯特羅宣佈退位，權力交予其弟，自己則當太上皇，十足中國的世襲制度。
如此傳奇及備受爭議的人物，成為孔子和平獎得主，可見中共國人自有一套「中國國情」。正如人權，對於中共而言，就是吃飯權，只要有飯吃死不了，就不算貧窮，那貧窮線也要因應國情調一調。倘若提及人權時，會想起民主、自由、法治，你一定是被西方教育和文化洗腦了，必須盡快去上「國情研習班」，糾正自己的錯誤思想。
熟悉國情、未被洗腦的梁特，多年前質問：「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中國）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按照「中國國情」，在北京屠殺學生平民是「和平」，沒有屠殺就沒有發展，國家怎樣強大？毛澤東批准長春圍城餓死幾十萬人、反右和大躍進令無數知識分子和平民非自然死亡，都應該是「和平」。因為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國家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做中國夢，都是建基於毛澤東。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人和中國人是血濃於水的同胞，就不能夠只看西方對和平的定義，也應該看看鄰近地區對「和平」的定義。除非你認為自己有別於他們所定義的「中國人」，除非你拒絕成為他們的一分子，那就更應該用行動去為自己的價值觀進行詮釋和定義。
電影《Michael Collins》講述愛爾蘭獨立，主角之一的Collins是個熱血青年，與幾位年輕戰友誓言要令獨立成真。初生之犢敢於犯險，不只建立地下組織，還敢於組織軍隊起義，和英軍對抗，最終迫使英國簽訂《英愛條約》。愛爾蘭人雖然掌握到自己的命運，但同時亦要面對內戰帶來的巨大傷痛，和北愛分家的現實。電影中的Collins向群眾演說："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d. But we have a weapon more powerful than any in the whole arsenal of their British Empire,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Our refusal to bow to any order but our own, any institution but our own."
經歷獨立戰爭和北愛分家，二戰時的愛爾蘭決定保持中立，拒絕協助英國。而獨立到二戰期間，兩國一度發生貿易戰，令愛爾蘭陷入經濟蕭條的困局。而現實中的愛爾蘭人，就與電影中所反映的一樣，為了自由和擺脫英國的統治，為了自己定義自己，傷痛再大都要對英國「拒絕」到底。
愛爾蘭人對《英愛條約》下的「一國兩制」，根本就不需要「再啟蒙」，因為他們非常清楚「拒絕」英國需要沉重代價。但愛爾蘭之所以能夠擺脫英國統治的陰影，也是受「敢於拒絕」的勇氣影響，國家才能從蕭條困局中走出前路。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