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清場之後，香港終於又恢復「正常」了，一切，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快速回到「守法」和「守秩序」的狀態。
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認為，社會的最佳狀態應該是年輕人和老年人配合，因為年輕人充滿激情，老年人富有經驗。換言之，老年人不應成為年輕人奮勇向前的羈絆，只需要給年輕人善意的建議和鼓勵，幫助他們把前路走好，而非給他們設置很多障礙。所以，在整個運動中，筆者除了佩服於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更感動於那些善解人意的父母。為人父母者，誰忍見兒女面對警棍？和那些拚命阻止兒女上街乃至對其他年輕人冷嘲熱諷、滿腹牢騷的老年人相比，這些給予兒女鼓勵的父母，一定是在精神層面領悟多了一些甚麼。
最近大陸網上流傳一篇文章，勸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要把自己的匱乏感傳遞給孩子。文章說：「三代出貴族指的不是必須三代財富才夠培養出貴族，而是內心的匱乏感，經常要三代以上才能轉變。」以此觀之，多數香港人在物質層面的富足尚未超過三代，而說到精神層面的富足，則更是相差甚遠。
近代華人對貴族兩個字的理解往往是膚淺的，在很多人眼中，貴族等於既得利益集團，這和西方對貴族的理解大相徑庭。
在西方，貴族又稱藍血貴族，強調的不是純粹的享樂和特權，而是一種責任和付出。按照英國當代歷史學者羅伯特·雷西（Robert Lacey）的解釋：「西班牙人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貴族的血是藍色而不是紅色』的民族。西班牙貴族於九世紀開始，500年來戎馬刀弓，致力於收復失地運動，一寸一寸地從摩爾人手中奪回伊比利亞半島。貴族於戰前必先高舉手臂，露出白皙得無法掩遮血管的皮膚，以及其下清晰可見的藍色靜脈，以示自身血統純正，未受膚色黝黑之摩爾人血統污染，以振軍心。」因此，以前西方有貴族才有資格為國捐軀的不成文傳統。反觀華人世界，貴族幾乎同於富二代、官二代等負面形象。
現在流行批判「中國模式」，但「中國模式」其實並沒有甚麼特別，更不是大陸特有。「中國模式」幾乎適用於所有後發現代化社會——當一個落後社會被打開國門，想要「超英趕美」的時候，最佳最快的辦法就是中央集權，調配所有資源參與建設、發展經濟，只要領導者有足夠的能力，就一定能成功。但是，其後果在於，當利用中央集權令經濟得以發展後，這個中央集權本身，也會變得越來越強大。台灣、新加坡、香港莫不如此，沒有誰能逃脫這規律。那麼，請問到最後由誰來限制這頭權力野獸呢？無非兩種方法：第一，有一個像英國這樣的原發現代化社會為後盾，用它的文官制度來限制權力；第二，就是像蔣經國那樣，親自動手來了斷專制。若非這兩條途徑，似乎沒有其他方法。
說這個，別無他意，不是想說台灣幸運遇到蔣經國，任何一個社會也不能奢望靠運氣度過難關。而是想強調，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社會，由於所有的經濟發展均建立在強權之上，是付出巨大犧牲才換來的，所以我們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比原發現代化國家的人更加患得患失。他們會不斷強調「不要搞亂現有秩序」，寧可終生為奴，也不捨喪失一口嗟來之食。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模式」一旦遇到華人奴性，就開始產生化學反應——他們以前是loser，害怕又變回loser。
匱乏感爆棚的人，總是在等待明君，跟父母官乞討，向青天大老爺申冤。他們告訴你，如果能夠獲得衣食無憂的保障，放棄一點自由又有甚麼不可以呢？反正自由也不能當飯吃的。如果一個人是這樣想的，你便該知道，這樣的人即使可以救，也不值得救。記住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話：「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