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79天的香港佔領運動隨着本周一銅鑼灣佔區的清場即將結束，曲終人散，誰是贏家？介入此次運動的有三方：一是閹割香港民主的8.31決定的始作俑者人大常委會，二是抗命中央以爭取真普選而佔領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廣大市民，三是在佔領運動中利益受損的法庭禁制令申請者。禁制令在旺角和金鐘區域順利執行，申請者上訴得直，法治得以維護，成了當然贏家。
同時，通過佔領運動，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理念走出了學者書齋，得到廣大市民特別是九○後年輕一代的積極響應和創意性發揮，後佔領時代的抗命動力不可低估。25年前的中國六四運動遭到鎮壓，卻成了隨後東歐共產政權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助推手；今天的香港佔領運動雖被清場，卻影響到了近日台灣九合一選舉中親共的國民黨慘敗。街道易清，人心難屈，8.31決定的火藥桶仍可能隨時引爆香港，中央和港府都難言贏字。
但從運動的現實目標來看，佔領者們也沒有贏。人大常委會強加給香港的政改框架依然不可動搖，而佔中三子自首，包括多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內的數百名佔領者被捕，日後或面臨刑責追究。法律正義得到彰顯，政治正義卻無實現。
這種結局，其實在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五十多年前《正義論》一書中已經有所預見。許多佔領運動的參與者都引述過羅爾斯此書中有關「公民抗命」的概念，即「公開的、非暴力的、即出於良知又屬於政治性的違法行為，通常旨在改變政府現有的法律和政策」，但似乎忽略了羅爾斯對公民抗命制度環境的強調。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給公民抗命的制度環境定義為「近乎正義的社會」。即「存在着憲政體制，存在着公認的正義共識」，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若發生某種嚴重偏離正義的事情，公民通過違法但非暴力的方式予以抗命，就不僅具有道德正當性，亦能協助正義體系恢復穩定。
公民抗命的要義，不僅在抗命，而且只有在抗議者被視為公民，擁有公民權利，面對的是一個法治秩序的社會時，才可能有效。而在君權神授的專制社會，沒有公民，只有臣民。臣民僅有懇求的權利，倘若被君主拒絕，就必須服從，否則便構成了「對終極道德（還不只是法律）權威的反叛。這並不是說，君主絕不會犯錯，而只是說在這種境況下，他的臣民無法予以糾正」。
在後來的另一篇著作《人民之法》中，羅爾斯進一步用法外政體（outlaw regimes）描繪了上述只有臣民，沒有公民的專制政體：這種政體與守法社會（the law-abiding societies）截然不同，它們「似乎根本不承認權利和正義的觀念，其法律秩序實際上是個強制和恐怖的體制」。
在羅爾斯的正義概念中，人權是其核心內容。中國雖然在1998年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仍沒有提交人大批准執行，無疑是一黨專制下，中共不敢更不願將「人民之法」的籠子關住自己，才可能以「中國特色」而自居於法外世界，於國內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壓制言論自由，濫捕異議人士；並炮製出無視國際標準的8.31決定，剝奪港人對行政長官的真實選擇權利。輿論界如自由撰稿人施路、前政協委員劉夢熊多次在媒體刊文，論據翔實地指出8.31決定的違憲違法之處，標榜依法治國的中央，以及反覆強調政改必須符合憲制基礎的港府，對此卻缺乏或者不屑於有任何實質性的回應。
法治香港，法外中國，後者不是以法限權的憲政體制，缺乏對公民權利的正義共識，法治的秀才遇到專制的兵，這是佔領運動受挫的顯見原因，也是未來港人抗命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有如棋局對弈，你按規則出子，對方卻馬走象步，車炮斜行，又自我充當棋局的裁判（所謂「黨領導立法和司法」），在這樣一個並非「近乎正義的社會」，你還能期望成為贏家嗎？
讓法治香港接受法外中國的「全面管制」，絕非包括建制派人士和「沉默的大多數」在內的廣大港人真心認可的政治願景。堅守法治的屏障，讓自由民主的共識，從佔領街區到佔領人心，在本土政治共同體這個「近乎正義的社會」內獲得更大的成長空間，並對共同體的「守夜人」——港府施加實際有效的政治壓力，或許是香港民主雖然有限、但卻可能的出路所在。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