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不單關乎信念，也要講策略。要講策略就不能只靠激情，也要講效益。經過超過兩個月的佔領，從策略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檢視繼續佔領會帶來多大的效益。要計算效益，一方面要考慮行動能達成得到目標的機會有多大，但也要考慮行動所涉及的風險有多大。
和平佔中原先計劃的佔領中環行動，最終目的是要爭取真普選，但並不期望單靠行動本身就可以即時達成得到這終極目的。即使真的做到萬人佔領中環要道，然後大家坐下手扣手讓警察搬走，我們也知道行動本身不可能即時迫使到北京政府在政改上讓步。佔領中環行動本身所要達成的效果，是透過佔領街道及後續的被拘捕、起訴等公民抗命的抗爭方法，去佔領人心。佔領馬路是為了佔領人心。因此，要計算效益，相關的目標不是行動能否即時改變得到選舉制度，而是行動能爭取得到多少民意改為堅定地支持選舉制度應符合真普選。
雨傘運動由和平佔中啟動，但並沒有按和平佔中的計劃進行。受催淚彈刺激，抗爭者長期佔領馬路的時間及範圍，對社會秩序的影響，都遠超和平佔中的計劃。但所引爆的公民覺醒，也遠比我們之前所預見的大得多。因此，無論是和平佔中或雨傘運動，從以爭取民心為目標看，那已達成了相當高的效益，甚至是超乎原先計劃所估算能達到得到的效益。
在佔領起首的一段時期，風險其實是相當高，因那段時期警方甚至解放軍用高度武力清場的機會仍是相當大。因此那時候佔領行動是高風險但回報也高，故整體來說是合乎效益繼續佔領的。學聯提出了要求與特區政府對話，不少市民期望對話能有助化解政改的紛爭，令支持佔領者持續有增加。（我們可假設支持佔領的必也是支持真普選。但反過來說，不支持佔領的，並不代表他們一定是不支持真普選。不支持佔領的，可能只是不支持繼續用佔領行動去爭取達成真普選這終極目的。）到了學聯代表與政府對話前，由於會被清場的風險減少了，而佔領行動得到市民的支持達到最高𥧌。那時應是佔領行動效益最高的時候。
但很不幸地，對話的結果未能提供解決政改紛爭的出路，而特區政府改用不執法、不清場的策略，令佔領進入膠着的狀態。隨着佔領的時間增加，市民生活受影響的程度也增大，但又見不到繼續佔領如何能達成得到目標，令民情逐漸不支持佔領。因此每多一天的佔領，並不能帶來更多的民意支持。但我們得知道，民調雖顯示不支持繼續佔領的市民是接近百分之八十，但那不表示他們也不支持行動所要達成的終極目的。我有絕對信心，支持真普選的人並沒有下降。民調的數字只是告訴我們繼續佔領的邊際回報不高和有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已。
除了邊際回報低之外，另一情況令繼續佔領未必再合乎效益，那就是風險越來越高。從雙學號召圍政總那事件看，有幾點令人憂慮。一、前線警員在龐大的工作壓力下，情緒出現失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那即是說佔領者會受傷的風險越來越高。二、因警察使用暴力的程度越高，那麼受攻擊的佔領者會被刺激以武力反抗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大。一旦佔領者使用武力，即使是少數，警察很大可能會更自覺他們是可以合理地使用更高度的武力，那麼佔領者包括所有仍是堅守非暴力原則的，都會承受更大的風險。三、有一些人士已在號召抗爭者放棄非暴力的原則。不肯定他們本身是否佔領者，或只是一些只會號召別人行動但自己卻躲在一角的機會主義者，但一旦有佔領者受影響，那會對所有佔領者構成極大的風險。即使沒有人響應，那也會給警察藉口使用更高度的武力。但若佔領者刻意放棄非暴力原則，所失去的可能就不止是對佔領行動的民意支持，甚至是對真普選的支持。那麼行動的回報就不單是低，甚至會變成負數了。
佔領行動發展至今，已是高風險低回報，到了效益不合化算的地步。我們也見不到任何在短期內能令風險減少或回報提升的有效方法。其實佔領行動，整體累積來說，已達成了相當高的效益，香港社會內支持真普選的民心必是比之前高。有一些佔領人士希望透過佔領行動本身就可以達成得到真普選的終極目的，故對他們來說，佔領行動仍未能帶來實質的改變，因此不接受在爭取不到甚麼時就結束佔領。但即使真的是以即時改變得到選舉制度為計算果效的目標，也看不到繼續佔領如何可增加達成這目標的機會，但風險卻是每天在增加。無論是把目標設定在佔人心或是直接改變制度，繼續佔領都是高風險低回報。
繼續佔領在爭取民心去支持真普選上，頂多只能做到沒得沒失，但肯定要繼續把資源投入佔領區內，不過更廣闊的戰場實是在佔領區之外。繼續佔領因而反可能會削減了達成真普選這終極目的的機會。從策略看，佔領行動已是低效益，在它未惡化至負效益前，為了盡量保存已得到的，盡早結束佔領看來是最明智的做法。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