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齣關於杜琪峯的紀錄片《無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看過之後，或許會對杜琪峯的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黑社會2》中，古天樂和大陸演員尤勇的那段對話，充滿了深深的隱喻。古天樂以為自己和「普通話人」合作，只是純粹做生意，誰知當對方提出讓他喪失原則、破壞香港底線的要求時，他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發現自己早已淪為拉線布偶。片中，杜琪峯談了很多自己對電影、社會的看法，他說：「中國的歷史，就是黑社會的歷史。」
有人常常也在問：「回歸這十幾年來，香港人到底有怎樣的改變？」很多人會回答：「香港人變得關心政治，開始折騰了。」這些表面的判斷，當然沒有錯，但又失於深刻。畢竟，我想誰都不會否認，參與抗爭的香港人是少數，即便是年輕一代，不外如是。最近有中學老師告訴我，多數學生每日生活如常，好像雨傘運動與他們無關。在我看來，這才是今日香港人的普遍心態，不僅是政治，而是蔓延所有領域的一種情緒——政治？關我乜事？經濟？關我乜事？文化？關我乜事？他們不贊成，也不反對，事實卻是，自我放棄的冷漠已經成為新「核心價值」。
《無涯》中的杜琪峯，讓我看到的卻是不一樣的香港人。
九七年香港電影跌入最低谷，杜琪峯窮到幾乎沒有錢發薪金。但是，他依舊堅守「不值錢」的原則與底線。九七年的《十萬火急》，據說預算只有區區七百萬，簡直不敢想像那些壯觀的爆炸場景，是怎麼用這樣少的資金拍出來的。如黃庭堅在《寒食帖》跋中所言：「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恐怕時光倒流讓杜琪峯重來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任務。誠然，這不僅是杜琪峯一個人的努力，也有所有演員和幕後的配合。主演劉青雲也驚歎，當年的自己真是「不要命」。
從這個事例，你起碼可以知道，香港人開口閉口說今天經濟不好，所以必須背靠祖國，但顯然並非所有的失敗都可以賴沒錢。如果沒有理想，就算給你足夠錢，難道就能拍出好的電影？進一步說，即便北上搵食，未必就意味着要選擇完全的妥協。《無涯》中，你看到杜琪峯在大陸的工作狀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生氣，他難以忍受片場有很多不相干的圍觀群眾，更難以忍受不專業的工作。但去年，杜琪峯在大陸上映的作品《毒戰》，卻拍出了大陸電影從未有過的橋段：所有警察都被壞人殺死。香港人應該明白——不是所有錢都需要跪着賺。
其實，即便回到香港影壇，杜琪峯仍有自己的堅持。他就很看不起滿口髒話、葷段子的電影，認為香港電影如果需要那樣挽救的話，不如別救。
而我最大的體會是，杜琪峯那一代香港人身上的衝勁，現在的香港人已經很少有了。回歸後，香港人真正的改變，是趨於保守、患得患失、舉棋不定、進退維艱——香港人好害怕失去。他們會告訴你，因為香港以前好窮，後來有了好的生活，難道要得而復失嗎？所以，他們勸告年輕人不要和大陸對抗，為了兩餐，做個「乖仔」。但是，這些人卻似乎忘記了，香港今天的好生活，難道不正是七十年代大家闖出來的嗎？如果當年有人勸年輕人不要創新、不要維權、不要抗爭，今天回看，豈不是笑話？——香港最大的悲哀，是喪失了對未來的想像。
不過，《無涯》這樣一齣對香港的過去和未來充滿人文關懷的作品，卻出自大陸居港年輕導演之手。他對香港的了解與認知，恐怕不遜於多數香港人。導演名叫林澤秋，在北京念完本科後，輾轉來到香港，入讀演藝學院，繼續他的電影夢。據說，林澤秋在大學的時候，就以擅長模仿杜琪峯的風格著稱。我認識林澤秋，不會以「港漂」稱呼他，因為感覺他沒有「漂」的尷尬處境與自怨自艾。雨傘運動以來，他的facebook上全都是相關的消息。他沒有選擇逃避與無視這座城市正在發生的一切，而是把自己的命運和香港緊密聯繫在一起。《無涯》不僅是一齣關於香港電影的作品，更是一齣關於香港前途的作品。當一個先進制度的殖民地，回歸到落後制度的祖國，香港人的抗爭，早已注定是「無涯」。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