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把在美國求學的經歷斷斷續續的寫下來結集而成《吃馬鈴薯的日子》。題目有點怪異，朋友問及總得解釋一番。廣東人日常吃飯吃粉麵。我在美國有一年住學生宿舍，一天三頓離不開馬鈴薯。薯仔本有多種吃法，烘、煮、烤、炸，但宿舍膳食不是米芝蓮，只供你吃飽就是。記憶中最常上桌的薯食是mashed potato，亦即漿糊狀的「薯泥」。
薯泥多吃了張嘴就要吐出「土豆」。其實，認真說來，口裏淡出鳥的日子應在一九五六年入住台大宿舍開始。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伙食費不是一百五十就是二百元（當然是新台幣）。由台大到西門町的巴士車資是二元。宿舍三頓都吃清粥米飯，充飢不成問題，只是下飯的小菜寒酸得可以。在餐桌上吃的菜，是吃了面有菜色的青菜。偶然在菜葉上看到一塊浮動的肥豬肉，就渴望能吃到一碗豬油撈飯。
上世紀五十年代是國民黨在台灣「克難」的時期，一般尋常百姓生活都是苦哈哈的。冬天乘公車出城，看到穿着軍裝的阿兵哥腳下穿的是草鞋。「經濟起飛」是七十年代的事。百姓的消費能力可從煙酒公賣局的品牌升等看出來。克難時期最有市場的香煙是售價三元五角的新樂園。記得還有一種價錢更平民化的，名字叫芭蕉或什麼的，價錢是兩塊錢左右吧，據說阿兵哥和鄉下人都靠它過日子。
我在台大當「新鮮人」那年，傅斯年校長已作古。跟一些從大陸過來的老學長聊天時，總感覺到大家都對這位北大精神領袖懷念不已。據說傅校長抽煙斗，在西門町的“consignment store”（寄賣商店）寄賣的洋煙絲買不起，迫得把新樂園一根一根的解體作代用品。克難時期的台灣，大家都窮。大學教授溫飽之餘想多得一丁點兒的物質享受，不是找兼差就是教補習班。我的老師夏濟安還另有選擇，除跟趙麗蓮教授主辦的《學生英語文摘》寫專欄外，還替美國新聞處中譯了不少美國文學作品。
夏志清先生的《紅樓生活志》可說是另類「思苦憶甜」的文章。一九四六年十月，他隨老哥濟安到北京大學報到。入住紅樓，一天兩頓差不多都在對面的小小食堂打發。平常叫一碗炸醬麵，有時來一小盆醬肉。夏公的追述說到學校對面的洗衣店沒有熱水。冬天時洗襯衣根本就不用水，領口和袖口都用酒精擦，擦破後再用縫衣機密針補牢。「我去北平時，帶了好多件司麥脫牌子的新襯衣，一到冬天都遭了殃，當時又買不起新襯衣，穿那幾件領子密針縫滿的襯衫，實在很痛心。」
兩岸三地中國人在戰時戰後都吃苦。看來那時在中國生活的「外國專家」也強不了多少。夏志清在北大當助教，有時不得不以相當於半個月的薪水購買一本非買不可的歐美新書。系內同事有位William Empson教授，劍橋出身，是《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的作者。卻說夏公花了半個月的工資買了Cleanth Brooks的《The Well Wrought Urn》。他們兄弟看完後，想到在北大教書的外國專家也相當清苦，因此看完後就把這本書借給外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