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的《蘋論》作者盧峯先生談到年輕一代要拒絕接受中共將新加坡的狀況加上中國特色套用於香港，筆者完全同意之餘，更認為這絕對是沒有議價空間而必須抗爭到底。但新加坡常被誤解的「專制、假民主」背後，社會和政治因素卻是給港人最好的借鏡和反省。
中共常以新加坡人安居樂業是因為李光耀的專制獨裁，哄騙港人欣然接受中共的專制管治換取安逸生活。新加坡獨立後的三十多年，人民行動黨的確使新加坡人的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李光耀曾在國際場合發言提出「亞洲價值」指人民所求的並非民主而是吃得飽、穿得暖、家庭受保障。批評李光耀的管治理念和手法有如「養豬」的同時，也得從相反角度了解為何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社會在那個時期彷彿生活得到滿足，就不怎過問政府如何專制和懶理言論自由等壓制手段。
一般的想法是李光耀太過強蠻所以噤聲，但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存和生活保障是人類最基礎的兩層目標，行動黨政府「提供」了而人民毋須付出，自然內心沒甚麼抱怨，一切不過是人性的本質。
李光耀真的是強權獨裁，要新加坡人噤聲嗎？強制投票除了形同迫使國民要面對政治，還是給反對派提供發展空間。但對新加坡政治認識不深的認為李光耀只是假民主，選舉目的只是引蛇出洞，伺機打壓反對派。但所謂打壓，李光耀的手法的確很有問題，但反對派政客沒問題嗎？
1997年鄧亮洪事件，港人通常只聚焦於他被害得家散人亡，但行動黨對他的各種指控，他都沒有提出實質反駁論據。即使聲稱是他的著作《與李光耀較量 新加坡異見者鄧亮洪回憶錄》一書中（按：筆者閱畢該書，認為不是他的手筆），提到李光耀指他當選就會把國家弄得混亂有如波斯尼亞，但鄧氏除了重述一切只是抹黑就沒有新論點；或是書中提及行動黨以翻新組屋計劃威脅選民，雖然引證行動黨確實野蠻，但他既沒有藉機狠批下流手段，又沒有提出更好的建議，試問靜山集選區居民如何信任他？鄧亮洪最大的錯誤除了「報警」，沒有從選民的角度去思量就是致命一刀。
新加坡民主黨現任秘書長徐順全在1993年指新加坡國立大學以他挪用校方公款將他辭退，實為其上司行動黨國會議員Sushilan Vasoo的政治打壓，進行抗議絕食。當地傳媒的冷處理，就成為某些人指控「李光耀壓制新聞自由」的理據。但涉及的金額只是136坡元（以現時匯率折算大約港幣880元）。為了不足一千港元而絕食，相信任何人也只想說句「儍的嗎」！徐氏當年並沒有向公眾清楚交代事件只顧說政治打壓。即使沒有傳媒管制，他的行徑該只會淪為笑柄。
但徐順全並沒有吸取教訓，反而積極推動「放棄議會，投入街頭抗爭」的主張。可是抗爭的內容都是空泛的談政治理想，光喊「爭取民主，反對政治打壓」等的口號，對只關注生活的新加坡人而言根本搔不着癢處。就算新加坡沒有限制示威集會的法例，這些舉動可引起人民關注他們的訴求嗎？甚至新加坡經濟受到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之後，沒提出可行的經濟政策建議，卻反過來鼓吹失業救濟金，坊間質問「錢從哪裏來」和批評將加劇經濟危機，又未能提出實質回應。
工人黨在2001年由劉程強出任秘書長之後，全面改變工作方向，重點放在從人民期望的角度進行地區工作，打穩了後港區的政治基礎之後，就不斷以實質且有力的論據在全國政策上針對行動黨，結果成功吸納政治人才擴展實力，2011年大選勝出阿裕尼集選區（6席）和後來的榜鵝東補選擊敗行動黨。對比之下，鄧、徐二人所云的政治打壓，似乎是掩飾用了錯誤方法無法爭取人民支持的藉口。
走回香港，面對大量思維有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人只顧生活，又如新加坡人受惠於行動黨「提供」穩定生活般樂意因「蛇齋餅糭」而支持建制派的港人，本港「反對派」卻只會做一些如鄧、徐等人做過的不着邊際的無謂事，又沒有如劉程強的智慧和能力的政客，更欠奉一個如李光耀的「賢臣明君」，而是只有一個中共傀儡。這樣變出來的「新加坡」絕不是港人想要的，更必定比現實中的新加坡更不堪。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