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社會雖窮，卻是人心振奮的年代。人們意識到大同社會是必然，往往能帶點超越性去看事物。即使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也是能化私為公，自動將珍藏捐獻。而這股熱鬧的風氣當中就有容老（庚）的份兒。
容老在一九五六年毅然捐出他所珍藏的一百五十多件青銅器，包括越王劍、昜鼎、曾大保盤等名品，部分（欒書缶等）歸歷史博物館，其餘大部分歸廣州博物館。這是一次驚人的捐獻，這都是國之重器。
是意猶未盡，同年底，容老又再捐出他所藏的殷墟出土甲骨和殷周青銅器一批與廣州師範專科學校。其時容老的認定是：捐獻個人藏品給博物館，能免兵燹賊劫，可以傳之永久，是一件正確而完美的事。
到七十年代中，容老老友唐蘭時任故宮副院長，唐蘭曾要求容老捐獻所藏書畫給故宮。容老說可以捐獻，但要求辦個展覽和出版一本圖錄。可是，故宮就是不答應。容老說：「放你的倉庫不如放在我的倉庫」，不捐故宮了。
還是廣東運氣不錯，容老將其書畫藏品捐獻廣東。一九七七年起連續三年，容老將所藏千多件名家書畫（包括戴進《溪山消夏長卷》等）分四次捐給廣州美術館。一九八○年容老將萬冊藏書、金文拓本，包括明嘉靖版重刊宋刻《宣和博古圖》三十巨冊、光緒十四年日本銅版《西清古鑒》二十巨冊等一大批金石書畫善本古籍，捐獻中山大學圖書館。可是學校不當一回事，放在地庫沒有整理。這應了《琵琶記》曲詞，「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容老覺得沒意思，往後就更現實點，不捐了﹗
也許，書店業者有所風聞，乘虛而入，我當時就聽到上海古書行業派人找容老收購其藏書，續後是否成事則不得而知了，但就近的廣州古書業者則能成功挖出容老所藏古籍，其中包括不少叢帖，放在廣州北京路新華書店古籍部，一個為外賓而設的約百多呎的小區域販賣。容老弟子馬國權去古籍書店擬一觀，卻被書店巫書記拒之門外。而筆者也曾在現場翻閱這些叢帖，那時雖然定價不太貴，也無力購置，大部分為日本人購去了。我嘗見日本書學專家西林昭一在那裏瀏覽。後來又聽日本書法家宇野雪村說，容老舊藏叢帖他也買了不少。其時容老周邊的老友也有請容老出讓藏書者。
容老部分珍藏的碑帖古書，由是陸續流散。設使當日的中山大學主事者肯積極一點，容老這大批寶貝，還是會捐給學校的。這讓人想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能建立起以捐贈者命名的內藤文庫（內藤湖南捐）、狩野文庫（狩野直喜捐）等等，獨立編目，整整齊齊的排列在一塵不染的書架上，以便一代一代往下傳。但反觀我們這個號稱泱泱大國的學術單位管理層，充斥着無文化使命感、無作為的主管人，寧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