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俗化的時代，大學早已不再神聖，誰也可以對大學指手畫腳。好像藍絲帶李偲嫣這樣的人，也可以率眾到港大、中大舉牌示威。這情況不僅出現在香港，在大陸更是如此。最近，東北《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
文章的內容和邏輯，其實並沒有甚麼特別，無非是這幾年的陳腔濫調。例如，「有些大學教師很喜歡拿外國來和中國對比，以此證明中國還存在很多問題，問題不是沒有，但是要善意地批評，要有建設性，而不能是攻擊。」但這篇文章最惹爭議的，是該報社的做法——據他們自己說，是派出記者「深入到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瀋陽等五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個月的時間，聽了近百堂專業課」，最後整理證據，形成以上的觀點。這個信息讓很多大學教師一怔——這與間諜何異？難道將來講課，還要提防別有所圖的記者嗎？
大陸大學內部到處都是耳目，早已不是甚麼新聞。數年前，就有大學被踢爆在教室內安裝竊聽器，更有老師因為談及和八九六四有關的內容而被大學解聘。在學生中間，黨組織也會發展眼線，潛伏在校園內，鼓勵他們舉報老師甚至學生的「反動言論」。了解到大陸大學這樣的言論環境，就知道為甚麼大陸的學術氛圍萬馬齊喑，根本不可能出現偉大而有擔當的學者。
然而，大學究竟是甚麼呢？是可以這樣搞的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二戰時的德國。納粹德國對整個國家採取史無前例的言論管制，包括在大學內，也是一派的審查與自我審查。最著名的莫過於哲學家海德格爾，他曾如此讚頌希特拉：「德國民族的未來都繫於元首一身」，並且號召大學學生會要對「我們民族的救星進行效忠宣傳」。大學不再是學術機構，而淪為「洗腦集中營」。本應有獨立思考的學者，卻成為政治工具。
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對這場浩劫進行了深刻反思。1945年，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出版了《大學之理念》一書。這本小冊子，幾乎奠定了現代大學的基本精神——大學是「國中之國」，不容外界對其指手畫腳。
在雅斯培看來：「大學作為追求真理的機構，只忠誠於真理，而不論其所產生的智力或社會的後果如何；只服從真理的標準，而拒絕服從任何權威……大學是一個時代的智力良心，大學人不必為現實的政治負責，主要因為它對發展真理負有無限的責任。」 雅斯培的理論其實是簡單易明的，那便是：大學作為象牙塔，能夠獲得「准入證」的，注定是社會上的精英，是最聰明、理性的大腦——我們必須相信，這些人有足夠的智慧對自己的言行加以理性約束，而不需要藉助外部的力量——否則的話，如果連他們都不能自律，這個社會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換句話說，絕不能奢望不懂學術的人指導學者。
然而，近二三十年來，全世界都面臨一個絕大的問題，那便是：教育產業化。很多無志於學術研究的人，對關乎人類巨大命題毫無興趣的人，也進了大學。原因只有一個：更高的文憑，可以換取更高的社會地位。但我們心知肚明，這無異於飲鴆止渴。現在，連碩士也貶值得不成樣子。說白了，就好像一個國家盲目的移民政策，導致整個國家陷入管治危機——大學這個「國中之國」就快「國將不國」了。
大學一旦變成產業，校園變成「學位街市」，大學的光環就瞬間消失。過去，人們仰視大學、尊敬大學生。但這些年的新聞告訴我們，社會上收入最低的工作，往往就是大學剛畢業的白領。當大學變成世俗的產物，如何堅守「大學之理念」，就成了一個可笑的問題——那些可能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公公婆婆，現在也可以在港大校園舉牌抗議大學教授了。
大陸的大學已徹底墮落，香港的大學也搖搖欲墜。一群不學無術的人，教育大學老師「不要這樣講中國」。諷刺的是這些批評中國大學的人，他們自己卻往往喜歡把子女送到歐美名校。理由無他，只因為在那裏，可以自由地「講中國」，沒有人對他們指手畫腳。
賈荃
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