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讀歷史的原因，筆者常常想，將來的歷史書會怎樣論述雨傘運動呢？早前回學校找歷史系老師聊天，就談到這個問題。一聊才發現，原來這也是現在困擾他的問題——雨傘運動和以往的所有群眾運動都太不同，無從下筆。
首先，我們來看傳統的群眾運動。
傳統的群眾運動很簡單，因為每個運動都有一個或幾個組織者，也同時有幾個領袖人物。他們會留下很多資料，比如備忘錄、會議紀錄、物資收支紀錄等等。當寫歷史的時候，起初一定是去找他們要這些資料來看。更重要的是，在傳統群眾運動中，參與的群眾通常像受過「訓練」般，去採訪他們，他們的口號、說辭往往和大會的宣傳無異。所以，傳統群眾運動中一般會有所謂「主體論述」，把它們記錄下來，工作就完成一大半——「主體論述」從此迎接挑戰。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次的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最讓歷史學者頭痛的，就是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組織者。去旺角佔領區走一轉，你會發現幾乎每個物資站，都有不同的管理者——有些甚至沒有管理者。而你去街頭採訪，每個人都告訴你他們是自己上街的，並非聽了誰的煽動。如果你跟他說學聯的主張，他們很快就會給你標準回應：學聯不代表我。這就給歷史論述造成了莫大的挑戰，換句話說，無論你記錄下誰的言論，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或許僅僅代表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思想，毫無代表性。
原子化、碎片化、喪失主體論述——這是互聯網時代的學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的現實。那麼，將來還成何歷史呢？說實話，在與老師聊天的過程中，我不禁想起美國《WIRED》雜誌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幾年前的一篇著名文章〈理論的終結：數據洪流讓科學方法變得過時〉。在這篇文章中，安德森便預言，所有的傳統科學體系（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快將崩潰。
傳統科學建立在「模型」基礎之上，無論是量子物理還是歷史人類學，偉大的學者通常都因建立了全新的足以解釋世界的「模型」而名留青史。但是，統計學家George Box早在30多年前就說：「所有模型都是錯的，但是有些是有用的。」為甚麼這樣說？因為我們知道，不存在一個世界完全按照科學模型運作。
但這種根據「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方法之所以能行得通，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數據巨大且又有限的情況下，人類需要「模型」來幫助釐清手頭掌握的資料。但是互聯網一朝來臨，大數據完全超出了人類可應付的範疇。最關鍵在於，大數據並非數據量之大，而是它所提供的資訊是多維度的、可交叉驗證的。如此一來，安德森認為我們應該「放鬆對資料的約束」。說的直白點：不要奢望控制所有的資料，更別嘗試對所有的現象作出解釋，別問「為甚麼」。
安德森最喜以谷歌作為例子。他告訴你：「谷歌的奠基哲學就是『我們不知道為甚麼這個網頁比那個網頁好』，只要引入鏈結的統計資料說明它好就行了，並不需要語義上或者是因果關係的分析。」但與其說是「不需要」，在筆者看來，不如說實際上谷歌根本無從知道這個網頁為甚麼比那個網頁更好。
另外一個更有名的例子，則是全球連鎖超市Walmart的統計。數據顯示，啤酒和尿布的銷量成正比。傳統的學者想必會想要去弄清楚為甚麼，但互聯網時代的人不會這麼做。他們只需要知道結論，並利用大數據確保結論是正確的。
假如我們從這些角度來審視傳統科學，我們就會理解互聯網一代的很多言行。他們看似不求甚解的背後，與其說是不上進，不如說是沒必要。站在大數據的角度來說，將來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一本權威的史學著作來記錄雨傘運動。因為這場運動，難道不是確鑿記錄在互聯網上的嗎？任何人隨時都可以翻查。
筆者深知，這是個很難讓人接受的結論——尤其對於學術工作者來說。因為這意味着在過去幾百年內建立起來的知識框架，將面臨崩塌的危險。然而，正如安德森在文末所說：「我們沒有理由堅持我們的老方法。現在是時候問這一句了：傳統科學能從谷歌那兒學到甚麼？」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