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九二八那天，身在三藩市的周鋒鎖從電視看到催淚彈前屹立的雨傘人，便決定要來香港。現職金融分析員的他安排好假期，誰也沒通知，低調地成 功入境。落機直奔夏愨村，晚晚跟佔領者睡在帳篷裡。「當年天安門幾乎所有帳篷都是香港人捐的，有朋友還留著一個，可惜這次找不到，若能帶來這裡多有意 思！」
他是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六四後中共通緝令上排第五。廿五年過去，當同代中國人紛紛選擇遺忘、甚至因自保或利益而為屠城者說項， 他仍決意負起「倖存者的責任」。因此他是孤獨的。為免牽累家人，他遠走美國，繼續支援民運的同行者只有幾個人。「來佔領區，更多是為了我自己想跟他們一 起。因為八九年的理想，真實存在於今日香港，而不是中國。這裡的人仍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好價值。」
正是香港人的六四夢魘，令個多月來叫撤的聲音不絕於耳。周說恐懼是極權國家植入每個人心裡的鎮壓機器，「有了它，我們任何反抗都會被輕易瓦解。」今年六四，他獨自闖關重回天安門，嘗試在中國實現「免於恐懼的自由」：它不是別人賦予的，須靠自己戰勝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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