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已回歸祖國超過17年，無奈兩地文化的差異，民心始終仍未能完全回歸。自兩年多前，梁振英上任為香港特首後，市民對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度不斷上升，令特首和其管治班子在施政上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
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下稱「亞太所」）10月份民調結果，特首的表現評分跌至38.6分，創下自2012年中上任以來的新低，而年齡18至30歲被訪者給予特首的平均評分更低至26分，顯示年輕一族對梁振英極度不滿，甚至已達討厭的程度。
特首的表現評價直接影響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今次亞太所民調結果正好反映特區政府正面對一個嚴重的信任危機。附圖是今年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評價。以10月的結果為例，有43.3%的被訪者不信任現時的特區政府，較9月的39.6%升了3.7%。當然，不信任的比率上升是由於政府處理佔領運動表現不佳所致，但如果大家聚焦於過去幾個月的不信任度評分，似乎已形成一個上升趨勢，從政府管治的角度來看，缺乏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已成為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攔路虎了！
自梁振英上台至今，行政和立法關係惡化的情況較以往更明顯，而特區政府幾個重要的政治決定又引起社會反彈。以今次佔領行動為例，從爆發初期至今已接近50天，但政府仍未有展示誠意解決問題，只是當支持佔領者的民意急升時才決定與學聯展開對話，但第一次對話過後，又沒有提出有意義的解決方案，而且至今雙方更未有再對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周二更表示，政府暫時與學聯的對話空間並不存在，變相將溝通大門關閉。這策略是否正確，歷史肯定會給予一個中肯的答案。
學生對社會和政府有期望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筆者也年輕過，現時的青年人又與我們年輕時有何分別呢？但現在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聯同政府不斷向這班參加佔領的青年步步進逼，意圖以「拉布」戰術增加整個運動帶來的社會成本，令受到經濟損失的市民向佔領者施加壓力，加上有組織人士不斷在旁火上加油，令社會嚴重撕裂。筆者從來不相信「硬碰硬」的對抗手法會得到好結果。如果這一代青年人輸了，那下一代的青年會再相信政府嗎？長此下去，香港又怎會不沉淪呢？
筆者的判斷是即使佔領運動能夠自動完結或被清場，社會的信任度肯定已被犧牲。但當很多市民不信特區政府時，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肯定被大幅降低，最終拖累香港的經濟發展。
其實，社會信任和公共管治的互動關係早已在社會學的文獻出現。所謂社會信任不外乎是一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能夠影響社會不同的環節，繼而影響國家的經濟增長。在這文章，筆者將集中討論社會信任，如何透過以下三種渠道影響公共管治！
第一、高的社會信任度帶來高的問責要求。因此，政府必須回應市民的訴求。而在一個存在良好公民意識的社會，市民會對政府有合理期望，這變相成為一種社會壓力，驅使政府提升管治水平。第二、如果市民信任政府，即使社會出現極度分歧的政治立場，但基於互信，最終很多政治決策也能夠達到共識。第三、高信任度的社會鼓勵政府推出更多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因為獲得市民信任的政府或公共決策者可以更有效地傳達政策的重要信息，避免市民以陰謀論的角度來猜度政策的動機。
以上三個論點指出社會信任改善政府的管治質素，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作用。但香港出現低社會信任度的問題，只會為特區政府管治帶來持續衝擊，不利香港中長遠經濟發展。筆者相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梁振英和各問責高官必須找出合適辦法來減低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度。否則，梁振英在餘下的任期是沒有可能管治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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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
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