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事件發生至今已逾一個多月，雙方仍呈膠着狀態，然而霸佔馬路始終是非法行為，警察協助執達吏強力清場，也是遲早的事。政府如何繼續政改討論，將會是未來一年香港討論焦點。佔中事件令香港成為國際新聞，也損害了中央與香港的互信。在後佔中時代，香港應如何重塑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在人大的八三一框架下，如何才能達致較民主的改革方案？
以抽離角度看，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可說是奇妙非常。香港媒體常以「阿爺」稱呼中央，《環球時報》亦以「祖國大家庭新歸不久的成員」，「裏面有幾個調皮搗蛋的家伙」來形容香港，家的比喻充斥於官民輿論，一片血濃於水的和諧氣氛。可是此倫常秩序的背後卻強調着家長的絕對權威與成員間相互寬容。個體需依附並服從群體利益，而理想的領導則是一位施恩的獨裁者或慈愛的父親。家長要讓個體服從，方法不外乎四類︰高壓、游說（如愛國教育）、利益交換（如CEPA自由行）及領導魅力（如彰顯祖國的體育與航天成就）。個體從慈愛的父親能得到恩惠，但爭取自治的政治權力則不被允許，或被解讀成「被寵壞的孩子，吵鬧着要糖吃」的耍賴手段。
相對而言，不少港人卻不視民主為手段，而是目標。公民社會重視權利與義務，國家與個人同時服從於制度之下。公民與家族成員所不同的是，前者着重決策的參與感（ownership），後者則着重結果一己利益。香港的政改爭議，背後正是雙方對中央——地方關係的不同解讀與文化衝突，把它上升至「敵我矛盾」層次只會激化衝突，加深誤解。
回到本次政改爭議，中央普選框架下的篩選雖帶有家長權威，但某程度上亦體現部份民主原則。因為即使篩選出來的候選人均是民主之敵，也必須鄭重其事地服從民主政治，隱藏自己信仰，在制度前屈服，否則便無法成功當選，參與國家管理。換言之，未來特首雖然代表愛國人士和工商團體的利益，但其管治也必須回應民意，未必視人民如草芥。
然而，筆者最擔心的不是未來候選人愚弄或欺騙選民，而是下位者會否刻意曲解人大常委的決定，以篩選（selection）完全取代普選（election）。上述準普選模式的關鍵在於選擇權，即不允許自動當選，而是保持兩位或以上的候選人。人大常委的決定雖有提及，但香港政府實應進一步明文禁止「一人競逐，自動當選」的情況出現，否則若干年後某君出來玩弄文字遊戲，把「二至三人」說成「不多於三人」，把自動當選也說成符合「普選」原則，那香港便真正壽終正寢了。誠如前港督彭定康所言︰「香港的自主權未必會被北京剝奪，而是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畢竟揣摩上意，過猶不及的中國式奴才，在香港是從來不缺的。
梁亦華
教院高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