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佔中行動已經進入第46天。隨着時間的流逝，對佔中行動感到不滿並發出怨言的民眾逐漸增多。佔中行動發起人戴耀廷也指出：佔領越久越不合理。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不少佔中者誓言：「香港一日不實行真普選，我們就一日不放棄佔中。」這話聽上去很英勇，很理直氣壯。然而我們知道，佔中意味着妨礙公共交通，干擾市民日常生活，那麼，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香港一日不實行真普選，我們就一日不放棄干擾市民的日常生活。」──還感覺那麼英勇，還那麼理直氣壯嗎？
問題就在這裏。佔中行動不同於一般的和平集會。我們知道，一般的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一樣，屬於基本人權，其特點之一就是，當人們在實行集會自由時，並不會妨害別人的自由，並不會妨害別人的正當權益。佔中行動則不同，佔中行動不屬於一般集會自由而屬於公民抗命，而且屬於間接的公民抗命。
按照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分析，公民抗命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的公民抗命，另一種是間接的公民抗命。所謂直接的公民抗命，就是抗爭者直接違反他們要抗議的法規。例如，在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故意進入被種族隔離法禁止他們進入的某些場所（如公共圖書館、餐廳），以彰顯種族隔離法的不公義。簡言之，直接的公民抗命是用違反A的方式表達反對A。
所謂間接的公民抗命則是用違反A的方式表達反對B。例如這次香港的佔中運動，抗爭者故意違反交通法規，佔領一些交通要道，干擾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反對交通法規本身，更不是干擾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們只是借助於違反交通法規從而干擾市民日常生活這種方式，以期喚起社會對北京假普選方案的不公義的廣泛關注；也就是用違反A的方式表達反對B。
就效果而論，直接的公民抗命和間接的公民抗命至少有以下三點不同：
一，直接的公民抗命，由於其手段和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它能使得輿論關注的焦點始終對準抗議者的目的本身。例如，在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中，抗議者抗爭的手段是違反種族隔離法，而他們抗爭的目的也就是反對種族隔離法。在這種抗爭中，輿論關注的焦點始終是種族隔離法本身，是種族隔離法公義不公義，當存留還是當廢除。間接的公民抗命則不同。間接的公民抗命，其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因此搞不好，它很容易使輿論關注的焦點從目的轉移到手段，那就很可能對運動造成損害。例如這次香港的佔中運動，抗議者抗爭的手段是違反交通法規，但他們抗爭的目的卻並不是反對交通法規，他們抗爭的目的是反對假普選方案，實行真普選。在這種抗爭中，輿論關注的焦點很可能被轉移，尤其是時間拖久了，焦點就更容易被轉移，手段被當成了目的，而目的本身卻被忽視。就像現在，輿論更關注的是佔中問題，而不再是普選問題。現在，港人之間分歧和爭議，其焦點已經不再是支持真普選還是反對真普選，而變成了支持佔中還是反對占中。顯然，這對於抗議者一方是很不利的。
二，直接的公民抗命，因為它違反的法律就是它反對的法律，就是它力圖廢除的法律，因此，一旦運動取得成功，惡法被宣佈廢除，抗議者的刑事責任也就得以免除。例如當年參加反對種族隔離法的那些黑人，隨着種族隔離法被廢除，他們也就都免於刑罰，獲得了自由。間接的公民抗命則不然。就像這次佔中行動，就算到後來大獲全勝，北京的假普選方案也撤銷了，梁振英也下台了，但是參加抗命行動的人既然違反的是交通法規，而交通法規本身並沒有錯，並沒有廢除，因此他們還是要受到相應的法律懲罰。
三，更重要的是，直接的公民抗命不會妨害別人的正當權益。例如當年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當一些黑人故意進入按種族隔離法禁止他們進入的圖書館或餐廳時，他們並沒有妨礙白人進入圖書館或餐廳。間接的公民抗命則不然。間接的公民抗命很可能妨害別人的正當權益。就像這次佔中行動，它就是妨礙了一般市民的正常生活，給他們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
因此，結論很清楚。如果是直接的公民抗命，你不妨長期堅持下去，不達目的，決不收兵，因為那至少不會對你的抗爭，對你的目的帶來多少副作用。間接的公民抗命卻不同。間接的公民抗命包含着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它應該適可而止，不應該長期持續，拖的時間越長，副作用越大，到頭來很可能超過它的正作用。簡言之，間接的公民抗命，其正當性或曰合理性必然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流失。我們不能不看不到這一點。
胡平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