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當「維權」律師，隨時有身陷囹圄的危險；在香港，當「人權」律師，隨時會被尊崇為人民英雄。香港不需要維權律師，因為香港的律師有清晰的人權法律和法制可依；內地需要維權律師，因為內地的律師只能倚靠個人鍥而不捨的努力和犧牲精神，才能為客戶爭取一丁點的應有人權。不過，香港也有為數不少的「維權人士」，在全力維護自己及所屬團體的既得及最大權益。
內地的維權律師及市民，致力爭取和維護的是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香港的「維權人士」，致力爭取和維護的卻是各種形式的特權和霸權。香港的建制派要維護的，是他們緊握和享受已久的政治特權，香港的財閥要維護的，是他們現有和覷覦已久的金權和商機。中國是一黨專政，所以中央必須維護一黨的控制權，任何挑戰一黨專政的行為和言論，都會被視為分權、奪權的叛國行為。
香港的建制派以至特區政府為了維護個人及集團的利益，自然全面響應支持中央一黨專政的「維權」方針和政策，出錢出力同心同德在香港推行愛國愛黨教育，希望這個「維權」行動不單能證明個人對祖國的忠誠，更可惠及自己所擁有的金權及政權特權。
這個「維權」的大聯盟，九七回歸之後行事更為高調明顯，因為中央需要更積極收編，以確保兩制變回一國能順利（甚至提早）及成功完成。
廿三條立法的不成功，令這個回歸過程出現了波折，直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承諾無法不一拖再拖；曾蔭權對推動政改的決心和承擔差強人意，遂令梁振英的強硬路線能脫穎而出，以爆冷姿態把唐英年到手的特首寶座奪走。梁振英對中央的「維權」承諾，盡顯於他對異見者及反對派的態度及手法，令現有的持份者不單被迫聯合還抗，更促使了更多年輕的持份者挺身而出。由於2017年特首普選如箭在弦，為了確保不容有失，因此特區政府一定不想有更多新持份者的加入，且不斷「充權」至無法操控的地步。
特區政府對政改的「備戰」本有充裕時間。專家及意見領袖對普選特首的接納程度亦只與一般市民無異（因有《基本法》為根據），通過法案最大的阻力理應只是政黨和立法會的激進派，誰也想不到因為戴耀廷的「靈光一閃」，搞出個一坐便不肯走的大頭佛，把原來的「維權」部署給徹底打亂甚至是舉步維艱。
學聯近年本已淡出（李成康挾港大百周年事件名氣也無大作為），學民羽毛未豐，國教一役始令黃之鋒與學民小將聲譽鵲起，佔中再為雙學提供充權最佳機會，最後甚至取而代之，這個發展亦是過去一年沒有人能預見的「時勢使然」。最有趣的是，佔中三子計劃的佔中行動，與特區政府的光明頂行動同屬「從未執行即已放棄」。戴耀廷花了一年時間籌備，所有步驟事先張揚，警方按照他的部署全面戒備，本以為萬無一失，雙方亦以為不會搞出甚麼苗頭，因為大部份香港人對佔中行為毫不熟悉亦不以為然。然而天意弄人，9月26日的罷課集會，因為黃之鋒等人佔據公民廣場而被捕，引來不少市民留守聲援，其後更因施放催淚氣體而變成全民運動，令加入「充權」的群體越來越多，「充權」的方式亦越來越令人目不暇給，發放的力量與能量亦越來越大。
在「維權集團」的眼中，無權變有權的人越多，奪權成功機會越大，如今金鐘、旺角與銅鑼灣變成了「充權基地」，不單方便更多人加入充權壯大自己，更成為國際矚目焦點，為中央與特區政府添煩添亂，加上「充權」的創意與花式不斷推陳出新，令維權工作完全處於被動，甚至是不斷倒退，所以警方的緩兵之計，絕對不可能長期維持，必須將市民的不滿能不斷化為對佔領者的壓力，令留守者自動撤退為止。
梁錦松最近多番向佔領運動的學生示好，知道每一次衝突都可能變成另一個「充權」的機會，令反政府群體的能量不斷壯大，問責團隊工作則越來越困難，法庭及警察執法也更舉步維艱。中央就算真心支持梁振英及建制派，但佔領運動一日不和平撤退，中央及特區政府與民為敵的印象不易抹去，因此如今壓力最大、進退兩難的應是梁特首自己。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