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是柏林牆倒下25周年的紀念日。在東德長大的總理默克爾主持為期三天的慶祝活動，兩百萬人聚集在勃蘭登堡門，8,000個發光的白氣球沿柏林牆原址組成約15公里長的「燈光邊界」，並於9日晚放飛夜空，向極權統治下的喪生者致意；倒牆幕後推手、83䰄的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出席多項紀念活動；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聲明稱「絕不會忘記當年，東德人勇敢地走向街頭，拆毀象徵獨裁政權的柏林牆的那一天」。
世界沒有忘記柏林牆，中國亦以異樣的方式譏諷了這個象徵冷戰結束的紀念日到來，11月7日，香港學民思潮一名成員，經羅湖口岸前往深圳時，被內地邊檢部門以參與「違反國家安全活動」為由拒絕入境。一個普通中學生，並非學民組織的核心成員，亦從未於媒體曝光，是日應約去深圳與親友吃晚飯，沒想到卻成中共維穩的對象，見證了羅湖口岸「柏林牆」依然屹立。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對此感到震驚，稱「唔知政府掌握有幾多」。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認為，事件反映內地海關設有港人黑名單，質疑港府是否容許中央在港監控港人。
「國家安全」、「黑名單」，這些都是柏林牆時代為人熟識的字眼。當年東德政府稱柏林牆為「反法西斯防衞牆」，旨在防範西方勢力的侵略威脅，另一個理由是阻擋西方間諜前往東歐。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東德境內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逮捕。
據統計，前東德公民中每66人中就有1人常年為秘密警察服務，遠遠高於蓋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前東德1,800萬人口中，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也就是說，每3個東德人就有1人上了「黑名單」，曾處於秘密警察的監控之下。
極權統治下的政治高壓和經濟貧困，導致了東德人紛紛外逃。戰後至1961年柏林牆建立之前，陸續有近300萬東德人逃亡西方，佔東德總人口的18%。155公里的柏林圍牆建立後，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演繹了無數令人淚下的命運悲劇。
在柏林牆紀念館內，你會讀到柏林牆工程的代號就是「中國長城第二」，讓世人想起秦始皇暴政，更讓港人想起那淒風苦雨的「大逃港」歲月。眾所周知，深圳河曾是中國的柏林牆，就逃亡人數和死難者而言，柏林與香港，是小巫見大巫。昔日逃港者、現旅居倫敦的陳通教授著有《偷渡香港》一書，他指出，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陸有二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而三百萬人死在偷渡路上。梧桐山上的墳塋，深圳灣海面曾經遍佈的浮屍，等待着最後數字的揭密。
高牆是暴力的象徵，人類自由選擇的動力卻無法長期壓抑。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人民的自主創造力空前釋放，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日趨活躍。然而，中國禁錮思想的制度化高牆依然存在。今天的禁錮，與三十年前烏托邦意識形態的統轄已大不相同，而是政治精英集團維持其特權的必然結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與另外兩位作者2009年合作出版《暴力與社會秩序》一書，解釋了上述政治禁錮存在的緣由。諾斯認為，當今世界各國存在兩種社會秩序，一種是「受限進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另一種是「開放進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
在前者的秩序中，國家設定受限的進入而創造經濟租，而這些租金被精英階層分享用以支撐社會秩序，「從而產權的發生和法律制度亦為精英的權利所界定。」諾斯認為，經濟中的競爭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競爭，因而那種「開放進入經濟組織」和「限制進入政治組織」的失衡體制格局不可能長期維繫下去。
對於中國而言，「受限進入」的高牆，不僅是指禁止包括學民成員在內的許多境外異議人士的入境柵欄，也是指至今仍然囚禁劉曉波和無數背負「尋釁滋事」罪名的維權抗爭者們的監獄高牆，更是指臭名昭著的、旨在監控和過濾互聯網內容的「國家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
《國際歌》唱到：「讓思想衝破牢籠」，作為信奉者的中共卻在用各種「柏林牆」繼續築構思想的牢籠，學民成員被拒入境的遭遇，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描述的那種「因為缺乏包容、貪婪和恐懼而造成」的高牆現象，而更加堅定了「雞蛋碰高牆」的抗命信念。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