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爭取的是真普選，但背後的暗湧，是香港世代的信念和身份意識分歧。
過去幾天，網上流傳《今天，我把媽媽unfriend了》的影片，悲情但又帶着笑意地訴說：「獅子山下的精神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獅子山下精神，曾幾何時代表了某種為生活拼搏，和而不同的價值。如今，新一代認為拼搏是為了更高的社會價值，對於不認同的人，就算是絕交也沒有損失。將社會價值凌駕在其他人倫關係，這現象反映了新一代以社會價值作為評價一個人的標準。簡而言之，政治上的取態，足以衡量一個人的好與壞，正或邪。
網上短片的內容，可能是虛構。將媽媽從facebook的朋友名單刪除，也可以有許多原因。但是為了政見不同，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不相往來，行為本身也是一種價值的表達。反過來說，也可以說，傳統價值將家庭和朋友等關係，置在高於社會價值的位置，這也是兩代信念和身份意識的分歧。
放諸不同時空，都存在一定的世代鴻溝，也就是代溝；但是當社會越轉變得急劇，代溝也越明顯和激烈。香港有世代矛盾，也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成長於主權移交前的五、六和七十後，以及成長於主權移交後的八、九十後，甚至千禧代，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受惠於亞洲新興國家的市場開放和發展，後者則面對白領中產的消失和工種被轉移及替代；與此同時，香港由英殖變成特區，很難怪新生代將他們面對的困難和社會事件串連起來，繼而轉化成一種政治上的訴求。
兩代香港人就雨傘運動而引發的矛盾，不代表兩者沒有最大公因數。制度要有持久穩定的演進，最主要關鍵是政治上找出絕大多數人都認同的價值，尋求共通的身份，建立一個大家都認同和接受的結構。
在政治價值上，新一代香港人不願意香港變得越來越似大陸，上一代香港人何嘗不是？新生代見到今天的北京，除了是個「穿了西裝的爛仔」，更是一個財大氣粗的經濟霸權，並且認為向經濟利益叩首，也是向專政屈服，兩者不可或分。反過來說，兩者最大分別在於：上一代香港人的恐共，是厭惡政治的上綱上線，希望和諧穩定生活至上，更加相信，香港要繁榮穩定和有經濟價值，北京才會三思對香港的方針，不敢胡亂扭曲這個城市的基石。
我是兩代香港人當中的夾層，很明白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依據。上一代認為北京為了統治威信，會不惜連生金蛋的鵝也一併宰掉，因為他們見識過文革和八九六四的瘋狂，新生代則對經濟繁榮沒有半點留戀，因為他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在香港經濟進步得到半點好處。
上一代相信要務實才有條件捍衞香港的獨特性，新生代則認定要政治上作出抗爭才不會被吞噬。上一代人心目中，香港是中國一部份既然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便惟有盡量在制度內，以不同形式爭取可以得到的空間，也就是「袋住先」為何仍然在部份人心目中有市場。對新生代來說，「袋住先」就是放棄爭取，妥協只會換來更多的妥協；可是這種想法在上一代眼中，除了是放棄可以換取更多空間，直接對抗北京也是不智。不少上一代眼中，失治是北京介入香港管治的最佳藉口，這也是許多人不支持運動的原因。當然，警察執法也令勾起了部份上一代人對法西斯的恐懼，轉化成「保護學生」的行動。
歸根究柢，兩代片面地去理解對方，產生偏見，也出現了撕裂的現象，而對立本身，也沒有引發起客觀對香港政制問題的思考。凸顯新生代和上一代在認知上的落差，目的是要找出最大公因數。兩代人，其實都不相信北京，香港今天出現的矛盾，也對推進政制改革沒有幫助。
陰謀論地看，北京或者是希望拉一派，打一派。實情是，香港人無論哪一代人，絕大多數都相信北京，也認為中共介入只會令香港更混亂。北京只要回到當年最基本的高度自治承諾，讓香港人以主權換治權，並理順政治制度的結構，減少磨擦衝突，否則對立的情況繼續，只會令到離心意識越來越旺盛。香港政制最大缺陷是權力過份集中在行政機關，尤其是行政長官的身上，也令到北京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對有關位置的控制。刻意將政治沖淡，廢除各級民意代表機關的功能，也是行政集權設計的原意。事實反映，行政主導設計不合乎香港的現實，結果政治訴求轉向其他渠道宣洩，尤其是街頭的抗爭。這是政改的核心，也是這個城市目前最逼切需要的覺醒。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