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領運動滿月，其「公民抗命」的政治屬性究竟與「顏色革命」有何異同？中共為此設置了一個概念的陷阱，將「顏色革命」定義為「外國勢力介入、旨在顛覆政權的街頭群眾運動」，然後請君入甕，痛打落水狗。遺憾的是，一些佔領運動的策劃者和參與者都被這種論調牽住了鼻子，戴耀廷多次表示，佔中不是要挑戰主權、顛覆中央；學民學聯亦辯稱：「佔領運動與顏色革命無關。」
實際上，反抗獨裁暴政，是佔領運動與顏色革命的相通之處。國際上的「顏色革命」始於八十年末，亦稱之為「天鵝絨革命」，指的是前蘇聯以及東歐各國共產政權的倒台。而21世紀初發生在獨聯體國家和中東北非地區，民眾以非暴力的街頭鬥爭方式進行的政權更迭運動，多以顏色或花朵命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和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等等。
有內地學者藉此將「顏色革命」分為兩個階段：八十年代末的顏色革命，完成了從獨裁統治向民主自由體制的轉變，而二十世紀初的顏色革命，是要完成政權由反美向親美的轉變，因為這些國家大部份已經是名義上的民選政權。
在美國乃至西方人眼中，上述兩個階段的顏色革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本質是一致的。而對中共而言，忽略「顏色革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本質，強調革命的所謂親美傾向，藉以渲染「外國勢力介入」，卻至關重要。
顏色革命的發生，是所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內生性變革的結果。就二十世紀初的顏色革命而言，彼時諸國雖為法律上的民主制度，但實際上是威權主義統治，有美國學者認為，一些獨聯體國家使用民主的語言，但卻在實行他們自己的「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沒有明顯改善、權貴勾結、腐敗盛行、社會分化加劇、加上地區及族群對立，革命才呼之欲出。
不可否認的是，隨着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以及互聯網掀起的訊息革命，美國乃至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加速了對發展中國家民眾的政治壠蒙，也是顏色革命發生的外因。應該看到，從封閉的家教走向開放的社會教育，是任何人健康成長的必然途徑。猶如中共黨代會逢會必有的《國際歌》所唱：「從來就沒有甚麽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所謂「外國勢力」又何足為懼？
誇大和渲染「外國勢力」的支持，來壓制顏色革命以及公民抗命的內生性訴求，是獨裁者「欲安內先攘外」、甚至刻意製造敵人的慣用伎倆，似乎越是有外部勢力的介入，就越能加強內部的團結一致，企圖用民族主義的正當性來掩蓋和化解專制獨裁的不正當性。
再說「顛覆政權」。在成熟的民主憲政國家，政權定期更迭，無論是民主黨顏色，還是共和黨顏色，或者工黨顏色，都屬政治博弈常態，雖有小驚，並無大怪。主權在民，各政黨輪流執政，都需要保護人民的應有權利。惟專制國獨裁者，才會恐懼於自身利益的得失，嗜權如命，視變天變色為終極災難。
於是，獨裁者需要製造一個封閉、高壓的政治空間，為避免任何漏洞可能導致專制政權的坍塌破敗，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繼國內一大批質疑中共政權、支持佔領運動的人士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刑拘後，自由黨田北俊因為公開呼籲梁振英辭職，即便他多次聲明反對佔領運動，上周三也被中央革去政協委員一職，紅色恐怖，讓世界瞠目。
路透社近日在兩個佔領地點進行了一次調查，87%的回覆者表示，他們將繼續示威達一年以上；59%受訪示威者表示，反對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是他們參與這次活動的主要動機。反映了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其實是一場民主自由的本土保衞戰，而非所謂顛覆北京政權的進攻戰。中央將質疑等同顛覆，不過是暴露了極權政府色厲內荏、強權維穩的立場。
民主不是天堂，專制卻通向地獄，應該是佔領運動參與者的共識，他們毋須戴上「革命」的桂冠，因此更不需理會中共對「抗命」的污名化。佔領運動，有進有退，公民抗命，卻任重道遠，它的目標簡單明確，那就是田北俊所言：「我係香港仔，𠵱家係香港佬，我都想香港係一個我嘅仔或者孫繼續可以住得落去嘅地方。」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