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上周日，陳健民在親友陪同下，第一次從雨傘廣場回家。喝了一碗好湯，躺在床上，一睡11小時。
床上是久違了的柔軟感覺，但身體太累，心太清醒。半暗半明，半睡半醒，還是記掛手機會不會突然傳來廣場的訊息，怕別人有事找不着他。未來日子，除了為香港中文大學課堂備課會回家兩天，其餘時間仍然會留守廣場。前天他在電話跟記者訴說複雜心情，「回家了，但沒有回家的感覺」。
陳健民作為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初衷是公民抗命爭取2017年真普選。現在佔中變成雨傘運動，預計數天的公民抗命演進為看不到盡頭的抗爭。他上周二回校，佔領後首度復教，那一課，是講社會運動的價值傳遞與創造團結。課室裏的學生，見他進來，先是呆一呆，然後就如眼下香港人一樣，經過複雜的亢奮、過度的情緒燃燒，開始進入平靜的期待裏。
終有一天自首上庭抗辯
2003年西班牙右翼保守執政黨在大選前夕，把火車站恐怖爆炸襲擊推在巴斯克分離分子身上，實情是，西班牙政府與美國聯盟反恐攻打伊拉克，引至阿爾蓋達報復襲擊火車站。一個少年聽小眾電台分析，找到蛛絲馬迹後，發了10個短訊號召朋友到執政黨總部默站，誰知短訊十傳百、百傳千，結果數千人到場要求真相，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引致執政黨選舉失敗下台。這是陳健民以往在課堂上講授的蝴蝶效應例子，現在恍然自己也在佔領運動裏經歷了這個序幕。
他說，9月26日黃之鋒等學生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如蝴蝶拍翼，噠噠噠，其他學生和應，然後佔中三子與巿民陸續捲入一場香港史無前例、你中有我的社會政治運動，「那是活生生的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應）引發的一場現代社會運動」。
從蛹變蟲，蝴蝶拍翼高飛一刻美麗，但生命是有軌迹的，香港爭取民主30年，走到今天，看着蝴蝶撲不過天涯，我們有權不理解嗎？
「有隻蚊！」2014年香港10月圍城，近龍和道立法會外示威區帳篷盡處草坪，陳健民早前接受訪問，講到運動形勢尖銳之時，突然釘着一方癢處發出警告，記者閃快用右手打了自己的左手臂一掌，在看得見以前，蚊子已經飛得無影無蹤。世間上，很多事情本來就是徒勞無功的，那管是打死一隻蚊子。
陳健民自小迫自己理性思考，運動之中，他與戴耀廷既不以領袖自居，又不能隨心而退，如履薄冰，六四烙印的一代人，不為物喜，不為物悲，時刻以學生安危為重。在中大修讀社會學之時，他也修藝術課，懂得畫畫寫書法。一本書、一杯茶、好音樂，就可以安然度日，所以他說根本不恐懼周融要就佔領告他至破產。為公民抗命向警察自首、上法庭抗辯，這筆賬，他有天一定了結。
學生時代的陳健民，有強烈宗教信仰，八十年代社運之子，半生追逐，一半理性埋葬一半感性，投身佔中運動後，一半支持還要面對一半反對，「現在乘坐港鐵，有一半人跟我握手，但還是有一半人想打我吧」。
這一次，沒有多少香港人能置身事外，有人滿身拳印，更多人滿心傷痕。有媽媽憤怒地嘲笑着：「那個戴耀廷，學生都不看他的了。」她何曾忘記兒子在成長期又有幾回看她的？現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都嫌老套了，網絡時代但求去中心化。惘然疑惑的日子，大家充滿不信任。陳健民老朋友港大教授陳祖為認為學生應「進退有時」的心底話，被人誤會是佔中三子為安排退場鋪路；陳健民回家備課，連自己都會心生恐懼，怕別人以為他全退。
香港人可能忘記了香港人如何成長。陳健民那一代，還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兒女？
八十年代初赤泥坪村瓦片屋頂下，一室書香，不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在那裏租屋共住。有些是學生會的人，有些是國是學會，有些是青年文學獎搞手。有時討論國家大事，有時唱李建復《歸去來兮》，熱情有理想，對來訪中學生友善。他們給後輩留下無限想像，這些人，將來到底會變成怎樣？
「當時讀社會學是很有理想的人，我不是那些鴛鴦蝴蝶派」。
「讀社會學也要結婚的，拍拖沒有大不了。」記者說。立法會外訪問，陳健民誠懇又半拘謹。再在電話傾談，記者詢問赤泥坪生活，他驚訝又驚喜，「那是很重要的一段生活，我們經常日以繼夜的討論人生、宗教、哲學，無所不談」。他與陳祖為及鄧偉棕等同學一起租住村屋，有時會請來老師開壇討論香港前途。大學四年班，風花亂墜的日子，男生們過着共產主義公社式生活，所有人的獎助學金，不論多少，都會上繳作買餸之用，間或有人要買一束花追女仔，可以事先申請撥款。
「這豈不要公諸於世？」記者問。
「我們根本就一起獻計，有時我負責畫一張卡，心聲字句，他自己寫」。
從樸實年華走到佔中的日子，當了律師的鄧偉棕是陳健民身邊死士；從來不沾社會運動的陳祖為，是一早就認定要當學者的英國牛津政治博士，寫了文章，論述普選有國際標準，普選有分真假，也寫過有關公民抗命真義。學聯五子為跟林鄭月娥等官員對話作準備時，這位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負上重要的一分力，背後友情，與他辦公室內陳健民的那幀書法一樣無價。
曾與王維基瞓車底堵路
本來想好好享受讀書，追回在協同中學錯失的學習時光。從中大第二年加入學生會開始，陳健民總是身不由己。「領袖不是你想像般傑出，很多時候只是因為缺人、因為你比別人有承擔、因為你願意放下身邊事情」。他是80至81年的學生會外務秘書，王維基及何安達亦有參與。
甚麼人做甚麼事情，早有玄機。中大那些年，他眼中很聰明的王維基，看準群眾心理，把徐克新浪潮電影帶進學生會，代替疏離的愛國電影及社會批判電影，希望學生會與學生群眾拉近距離，當年證實是成功的學生會巿場學。「關鍵時刻，他會出現，跟着我們一起瞓在校長車底」。那一年，中大討論四改三，時任校長馬臨在行政樓開會後，被學生圍堵，王維基一眾瞓在校長車下堵路，陳健民在烽火台上主持，校長被擠退到台上，「他只講了一句話：我好肚餓，我要食飯。多高傲，學生都呆了」。
結果，陳健民那晚串連了幾百個宿生包括吳志森及黃洪包圍校長府，一時間府第狗吠聲起，哥兒們遞來一支紅色原子筆給陳健民，他憤筆直書一封給校長的信，遺憾中大四改三，捍衞中大博雅教育精神。之後，校長召見學生，但不是對話，而是當面逐一訓斥學生。「陳健民你有沒有話說？」馬臨問。「我無話說。」他回應。
「你入得他門口一定想對話，難道送上門讓人訓斥？」記者好奇社運先鋒為何不回敬大家長幾句。
「我不喜歡跟人糾纏，你有誠意就對話，我不喜歡跟人對罵」。校長不談判不和解，他就繼續在外面搞運動。83年畢業後，他與朱耀明參與推進發展東區醫院工作，扶助弱勢社群，協助精神病患者，後來考取獎學金，遠赴美國耶魯大學，先後修畢碩士與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發展關係。
「重看以前中大學生會時候，你這一代與跟周永康這一代有何不同？」記者問。
「他比我們這代優秀，老實說，要我們去這樣辯論對話，我好懷疑自己當時有沒有這種能力」。
「為何他們可以這樣優秀？」
「旁邊很多人幫他們，教授及律師願意這樣投入一個運動裏面，當年我們學生運動哪有這麼多社會人士加入，社會根本好少大學生，沒有其他人，還沒有政黨，壓力團體剛起步，我們大學生是先鋒。今時今日學生走出來就看到光環，其實，背後很多人在側邊支持，（記者：他們是知道的。）希望啦。時代不同，社會各個界別參與形成一個運動，雖然是他們成就了這個運動，但他是踩着好多人肩膀的，我都希望他們明白」。
「你們那一代的決心與這一代的決心是不是有分別的？」記者問。
「可以這樣說，我堅定相信自己當時爭取是對的，一點不懷疑」。
「是，我們都相信，但我們一定會回家啊」。他笑了，回頭看，為甚麼我們要主動回家？陳祖為認為兩代人的土壤不同，難作比較，但現在的年輕人，經過97以後十多年，只看到一個沒有希望的dead end。
「那時是想着會回家回大學，但現在學生想不想回家呢？學生亦未必不想回家，但總是覺得，群眾不想回家，他們也不可隨便回家，但他們也不是不知道現實，你怎樣在短期內拿到公民提名呢？所以當日提出希望政府有時間表，但群眾可能不是這樣想的，我一定要拿到真普選才離開，那種決心與我們幾十年前真是有差別，這班年輕人經過好多刺激，有好多資訊，好determined，我們那時最多只覺得自己是個啟蒙人，我做不到，希望師弟做到。」陳健民說。
「你那時已經想着留給後面的人做？」
「你爭取不到有何法子呢？因為力量不大，社會上沒其他人和應」。
「那時候社會怎樣看你們的？」
「根本沒有理會你，寫一下文章了事，都在校園裏面，學生要走出社會搞運動並不多，差不多到86年，我們參與爭取88直選，學生所佔比例仍然很少」。李柱銘以大律師身份爭民主，盧龍光及朱耀明牧師結合公義與信仰的行為，都給他一個正面形象。當年馮檢基參選巿政局，助選經理是楊森，陳健民是義工，因有書法底子，不時負責寫橫額、掛橫額，「有一天見楊森在大坑東公共屋邨瞓在地上，好大震撼，當時認為大學講師好尊貴，好少人會瞓地。席地而睡，我們現在睡了28日（10月24日當天）了」。
戴耀廷夢裏 佔中沒人來
陳祖為認為佔中根本沒有發生過，但陳健民卻認為佔中已經融化在雨傘運動裏。戴耀廷曾經說過，他發了一個夢，夢裏佔中開始，卻一個人都沒有來。現實版是，很多人來了，但這裏是金鐘，而且，宣佈佔中以後，幾乎有三分二學生要離開，時間地點人物好像全部錯了。
「那感受是怎樣的？」
「當然好差、好沮喪。你們叫我們進來，一上台，群眾走，立即又叫我們下台」。
「你讀歷史都知道群眾是這樣的，如何親身面對？」他承認為當時不掌握群眾是一些甚麼人，匆忙的來，一上台，已經有學生圍着很不滿地說：「為何要讓佔中入來，你們有沒有問過我們？」
一場覺醒運動，原希望讓人明白非暴力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但年輕小子早就明白了。「我們當然有要求，但是不是今次就能推翻人大常委決定？我們沒有想過有這麼大力量可以改變，我們只是累積累積，去到某一點可能有突破」。
「這樣又要累積30年？」
「我不知要累積多少時候」。南韓光州學生墓海令張文光寫了感人的文章，南非曼德拉等待20多年才等到一個願意與黑人和解的總統。陳健民已經辭退中大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之職，再辭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他看是早晚的事情。過去20年，他一直研究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關係，大陸裏面的民間組織，包括愛滋病、扶貧、人權都是研究對象，在96、97年是最早把公民社會概念帶入中國的組織，也成功跟中國著名大型慈善基金會建立關係，「我自己在裏面出版雜誌也被禁了，當然好多波折，中國是起起跌跌的，怎會沒有困難呢？」
中大中國研究中心的規模可與哈佛相關中心齊名，建立公民社會是發展民主基礎，正如陳祖為說，陳健民那種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是虛浮冒進的，而是一步一步有計劃的。為了佔中理念，他放棄與犧牲的東西都是如此實在。
他與戴耀廷一直願意在運動裏擔當輔助角色，學生有時主動跟他們一起吃東西，轉頭見他們進入開會的地方又好像不太歡迎，早上說好了的，晚上又改變，近日關係進一步疏離。現在，他們也只能像新世代父母一樣，在孩子願意聽的時候才會進言。
尊重學生選擇，不想拖後腿，但不代表沒有計劃，陳健民說，「這一分鐘我都認為，你未去到被捕、上法庭，人們仍然不會理解公民抗命的理念，好多人還是覺得你在破壞法治。年輕人沒想過承受刑責，或者，只如革命，打war game，部份人還是認為他們做的是抵抗運動，不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是你要做了一個平台又不摧毀法治，需要在法庭上承受刑責，所以在我們來說，整件事情還沒有完整。公義與法制，必須有一個平衡，若果破壞太大，就不是公民抗命了，長時間破壞，與革命有何分別呢？」，現在中央態度強硬，保一個梁振英，炒一個田大少，生殺之權明甚。陳健民坦承一直勸學生撤退，但在未商討出決定前，三子不會單獨行事。他分析運動最終結尾有四種可能。最美麗是民主化提委會，以新九組模式讓每一個員工在每一個界別投票，符合《基本法》。最不想見到是暴力收場，「放完催淚彈，向天開槍，呯呯呯，甚至射人，大家都不想見到，這樣雙輸得厲害，北京都輸了，不只是特區政府與香港巿民，六四整個運動的挫折，年輕人不再參與政治，只做生意，這是大家都想避免的」。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在無法取得協議時，學生如太陽花一樣，不停留於佔領區域，而是把運動從廣場移到社區遍地開花。最後是和平被捕，「如果有3,000、5,000人，由他們抬我們兩天、三天，慢慢抬，你就產生道德力量」。
記者在馬鐵見過一個爸爸級中年男子，看到電視新聞播出學聯希望與中國總理李克強對話的要求，衝口而出：「黐線！」旁邊冰冷的鋼鐵座位，完全沒有回應，社會的情緒已經漲滿得令人無法不自言自語。
本來，看書寫字畫畫才是原始的陳健民，但要回歸平淡已經很難，看着不斷潰蝕的社會，他不能若無其事，也知道自己不會放下承擔。「多謝體諒支持，每一個人都想過安穩溫馨生活，但看刻下管治制度，必須有短暫的震盪，才有長遠的安穩。造成你們的不安，我也很不安」。這是他對家人、香港人的心底話。
一對夫妻，從佔領運動開始，一直為陳健民茹素，佑他平安。馬丁李柱銘不時來找三子，跪在地上與他們一起祈禱。在亂局裏，人的智慧很低，陳健民願意仰望上天，那管他早已無法馴服於固有基督教信仰範圍之內。人生，未到結局，還是那種走在路上的尋覓感覺。
記者：冼麗婷 攝影：謝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