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辭任自由黨黨魁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先生不是政壇新丁。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他就涉足政壇，回歸後開始成為本地工商界在政壇的代表性人物。他領導的自由黨曾是立法會數一數二大黨，○三年二十三條立法一役，田北俊在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後宣佈辭去行會成員位置，不再支持二十三條立法，令特區政府及北京不得不放棄有關計劃。但反二十三條立法後田北俊並沒有脫離建制陣營，依然選擇擔當建制內的諍友角色，不時對特首及特區政府施政提出批評，而自由黨儘管在議會的力量被削弱，但仍然是建制派陣營的一分子。
很不幸，北京當權者為了全力支持無能又不得人心的689，為了對香港政局實行全面控制，為了顯示他們的旨意不容任何挑戰，連清心直說的建制派諍友都容不下，史無前例的解除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打擊他個人及自由黨的政治位置。這種「盲撐」689的橫蠻做法不但令工商界寒心，不但令一般市民感到不是味兒，也進一步顯示北京及它在香港的代理人不住收窄香港的政治空間，連溫和的異議也容不下，難怪對「雨傘運動」的真普選聽而不聞。
只要看看北京給田北俊定下的罪名就可清楚知道它是如何橫蠻、如何容不下異見。根據官方的說法，免除田北俊政協職務是因為他公開發言要求689自動請辭，違反了政協三月通過要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決定。可是，政協從成立開始強調的就是吸納不同階層、不同背景、不同聲音的人，希望藉廣開言路加強對政府監督。田北俊要求689考慮辭職正是提出不同意見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正是在盡政協委員的責任，比那些唯唯諾諾的政協如甚麼譚耀宗、葉國謙之流好得多。北京懲罰田北俊而不是譚耀宗只能反映它自己才是罔顧政協的精神及規條。
當然，對嗜權如命的北京當權者來說，只有黨最大，甚麼憲法、法律、章程都可以隨時廢除、刪改及扭曲，甚麼政協精神或原則根本不放在眼內。現在，北京要全力撐689，封殺打壓「和平佔中」運動，任何膽敢挑戰北京這個最高指示的團體或個人立時成為敵人，必須被懲戒、打倒，試想想，本地超級富豪如李嘉誠、李兆基等不過沒有像前特首董建華那樣積極表態反佔中而已，就立時被官方傳媒發文修理一頓，批他們不夠積極。田北俊居然膽敢呼籲689考慮辭職更是「大逆不道」，北京自然要來一着「殺雞儆猴」，警告其他建制派人士要規規矩矩，不要挑戰北京的聖旨，也不要妄想再有甚麼獨立思考的空間，否則立時來個小懲大戒。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褫奪田北俊政協之位絕不是單一事件，也不僅是針對自由黨或田北俊個人，而是反映北京連統戰本地工商界的耐性及心思也沒有了，開始採用全面接管、全面控制的策略。
從中英談判開始，北京為了籠絡人心特別是工商界的心，使盡渾身解數拉攏他們入局，人大、政協、地方政協就成了重要的獎賞。今次田北俊不過稍稍不聽話就褫奪他的政協職銜，把他當眾「折辱」一番，這樣的做法說明北京在「大國崛起」後已不再把香港工商界放在眼內，不再積極統戰，反而視之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附屬，稍有「違旨」便即時懲罰，不留任何情面。而且，北京既然不再搞甚麼統戰，往下來的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北京大有可能盡力削弱甚至清除田北俊之類不聽話人士的勢力，把他們從功能組別、普選議席中連根拔起，以確保不會再出現「田少」這樣的異聲。
也許是為了避免連累自由黨及黨友，田北俊在被免去政協席位後立時宣佈辭去自由黨黨魁職務，以示發言與黨無關，並說辭職可以令他更好的為港人發聲。
政協委員本來是虛銜，在中國及香港政壇的影響力不大，田北俊失去了本來沒甚麼可惜。可怕的是北京連田少這樣的建制派中堅分子也毫不留情的清算，連一點點異議也嚴厲追究，完全是一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橫蠻無理。這樣下來，兩極化的政治局面將惡化，透過對話溝通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更低，社會撕裂情況肯定不斷加劇，形成一個對抗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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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