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前，拙筆撰文指出，由國務院撰寫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是寫給建制派看，因為對於北京而言，香港問題最不明朗的因素，是部份主張較為溫和的建制派會在關鍵時刻「轉軚」，包括林大輝和自由黨的田北俊。北京透過白皮書，要求香港的建制派歸隊，全力支持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自然不容有「中間派」要求梁振英「考慮辭職」，田北俊被罷免全國政協一職實屬意料中事。
四中全會過後，北京對香港「遮打革命」並無回軟迹象，罷免田北俊和暫緩滬港通更顯示北京拒絕在香港政改問題上作出讓步，甚至有可能已經將運動定性為「敵我矛盾」。須知目前中共領導層仍有不少人信奉階級鬥爭，認為香港市民和學生自發的公民抗命，是由外部勢力資助和發動的一場顏色革命，完全曲解香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的訴求，對香港現況並無充份了解。但亦因為這樣，才顯示出政制改革的重要性。
北京罷免田北俊和暫緩滬港通的決定，正是人治重於法治的表現。而香港過去多年來所確立的、年輕人所追求的，是法治重於人治，是一套公平公義的制度，而非為求權力慾望鬥得你死我活的「中國模式」。
香港自九七以來，特首選舉經由四大界別和小圈子選舉委員會選出，而能夠參與其中，大多都是社會上的權貴，或者北京意屬的精英分子。立法會中半數議席屬於功能界別，亦不乏權貴，零票當選都可以在議會中代表香港人發表偉論，左右議案通過。特首選舉受權貴把持的結果，就是選出梁振英；立法會受權貴把持的結果，就是有利於民生議案，往往爭拗數年都得不出結論，就被從後上來的議題蓋過。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制度，令到權貴可以憑藉個人喜好操控選舉結果，而直正有能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偏偏就被拒諸門外。沒有良好的制度，法治就會進一步被人治蠶食、取代。
9月28日，警方對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令大批市民公民抗命，警方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發射催淚彈的權力從何而來？一級級推上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再來就是行政長官梁振英，還有選出梁振英的一千二百人選委會。歸根究柢，正是制度容許警方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發射催淚彈，正是制度容許這些高官毋須為發射催淚彈負任何責任。
五十年不變，僅度過十七年，「中國模式」已經滲透到香港：為官只要無廉恥，想貪多少就可以貪多少；警察遇見示威，動輒就用武力鎮壓；說的話不中聽，馬上就被罷免。權力無約束，高官免問責，這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冒着被捕風險和生命危險，面對警棍、催淚彈、胡椒噴霧都要爭取的，是一個「沒有人治的未來」；他們所追求的，不是一個隨便就能罷免全國政協的制度。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