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不是介紹文史大師如何考訂《石頭記》（《紅樓夢》別稱），亦非講述堪輿大師怎樣挑選石頭布風水陣，而是有感於上海某學院「余秋雨大師工作室」主人的一篇奇文：《尋石之路》，係新版《文化苦旅》的增補之作。
奇文的開頭，驚悚且帶懸疑：上世紀末最後的冬天，余秋雨先生為考察人類古文明，從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留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的一個晚上，有同伴接到長途電話，說國內一個北大學生發表文章，指控他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叫石什麼的黑幫組織，但是「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隨後，對怎能從當地恐怖分子的槍口下「終於活着回來了」，他不置一詞，而是告訴讀者弄清楚了，那是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並以不少筆墨自證當年參加過另一個《魯迅傳》編寫小組，與「石一歌」毫無關係。
可是，這怪「石」如同身影，揮之不去，迫使余秋雨圍繞着「石一歌」，或電話求教或登報懸賞或質詢報人，最後「穿過密密層層的藜棘，終於得到了與這三個字相關的文章和名單」，他原先都一無所知，說他曾屬其中一員還寫過文章云云，是別有用心的偽造。不過，「石一歌」作為寫作組的筆名，得自「十一個」成員的諧音已是常識，據他考證所知，「組長仍然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知道有沒有副組長，組內有華東師範大學二人，復旦大學三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二人，華師大附中一人」，總共是九或十人，至少還缺了一個。那是誰呢？余秋雨尋「石」的努力，用他自己的話說，「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
這奇文其實是「一石二鳥」，除了撇清歷史舊賬，另有着眼現實之功。起首已有鋪墊，文中又不時再作發揮，如說「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又說「我考察人類各大文明得出的結論，尤其是對世界性恐怖主義的提醒，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名譽而妨礙大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他對恐怖主義的「親眼所見」是在「世紀之交」，比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還早；他考察的有關結論「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似乎天下安危繫於一身。由此他轉型成功，從文化大師一變而為反恐大師。
想來也會有認真的讀者困惑：余大師何以捨近求遠，忙着到各國發表考察結論？如若在國內早早發表，使有關方面防患於未然，南邊的昆明、北邊的南疆，不就可以避免被恐怖分子屢屢得手而死傷慘重的悲劇了嗎？當然，中南海、白宮還有唐寧街，竟都沒有將他當上賓請去，及時討教反恐大計，也是有眼不識「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