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首梁振英接受外國傳媒訪問，竟然說出選舉不是「比人頭」，否則候選人便會「爭取月入低於14,000港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言論其後在電子傳媒廣泛報道，並引來不少批評。例如港大名譽教授周永新認為梁振英說法與現時的深層次矛盾相違背。另一位港大社工系教授羅致光指，說法「古靈精怪」。曾被視為「忠心梁粉」的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更稱，對梁振英是一次又一次失望，其言論偏離現實。
以上三位均是較溫和和支持政府的人物。但由於梁振英的「14,000港元言論」實在有違他在2012年競選特首時提出幫助基層的政綱，所以三位溫和派人士也要被迫發聲。但梁振英的變臉卻令到不少支持他的基層市民傷心和失望，會否影響這班市民對他的支持？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但低處未算低，特首於上周六在一個公眾場合又一次大發偉論，指出佔16%本地GDP的金融業和對經濟無貢獻的體育界和宗教界均可以加入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正好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和精神。
未經大腦的言論肯定招人話柄。梁振英的「體育界和宗教界沒有經濟貢獻」即時引起社會極大回響，在現時已頗撕裂的社會，特首說出如此分化言論真是令人摸不着頭腦。但最大的問題是這言論是完全不正確，梁振英不但侮辱了兩大界別，而且更將均衡參與錯誤解讀，令市民覺得，佔中問題已為他帶來無比的壓力，令到他說出如此「失常」的說話。
梁振英的經濟貢獻言論其實犯下不少錯誤。首先，特首以金融業佔GDP比重（share contribution）作為經濟貢獻，反映他對經濟學認識不足。因為金融業佔GDP比重是受很多因素影響，所以這比重每年都出現變化，但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的界別分配卻由97年過渡至今沒有改變，這又怎能說現時的提名委員會能夠充份表現出均衡參與呢？
另外，筆者與本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文林教授在數月前曾撰文於一份本地報章，提出「當經濟學家討論『經濟貢獻』時，我們更關心的事是GDP的組成部份（components）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components contribution）。」以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2.6%為例，私人消費支出佔GDP比重是68%，而其對GDP增長的貢獻只是1.4%，即是佔經濟增長率的增幅比重54%。這結果明顯表示行業佔GDP比重並不等如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至於運動界和宗教界沒有經濟貢獻更加是荒謬。不用說運動能令人身體變得健康，從而減少公共醫療開支和增加勞動生產力。運動本身已是一個典型的經濟產業。以高爾夫球界的傳奇人物活士為例，自從他在1997年贏得「大師賽」（Masters Golf Tournament）之後，高球即時變成時尚運動；現在每兩年舉辦的國際高球大賽「萊德盃」（Ryder Cup）已可以吸引10億的電視觀眾，較世界盃更多。
隨着高球的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廣告代言人收入、職業高球手的獎金、贊助金額、比賽的入場人數、高球場的房地產數量、新建築的高球場地，旅遊收入，高球的用品銷售量等等均大幅飆升，從經濟角度來分析，高球為環球經濟創造不少經濟貢獻。
本地的運動界發展緩慢的確未為香港經濟帶來巨大的經濟貢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政府根本沒有一個長遠計劃推動本地的運動發展。大家只要看看大型運動場的缺乏和政府不願意投放大量資金訓練本地運動員便可知一切。
最後，筆者想談論宗教對經濟的貢獻，不少人會將宗教的經濟貢獻投射在宗教人士辦學和興建福利設施。但作為學者，筆者想提出一些學術論證──不少實證研究找到宗教信仰是有利經濟發展。在2003年，兩位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Barro和Rachel McCleary，採用嚴謹的統計方法和59個國家的數據，指出宗教信仰越高，越刺激經濟增長，因為它們有助於維持個人行為，最終增加勞動人口的生產力。
近日梁振英的失言真是令人非常失望，如果梁振英再次公開發言，唔該「講少些，當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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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
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