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體積不算大，對地區以至全球經濟影響非常有限，經濟學家對這個小城市的興趣卻不小。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就對香港特別青睞，他在生的時候不斷拿香港當例子說明自由市場的作用及好處，甚至把香港看成是落實他看法的「示範單位」。
近十年變身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月旦政經大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跟佛利民的看法有異，可他對香港同樣關注。亞洲金融風暴後他的大作《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就拿九七年香港回歸及舉辦世銀／IMF年會作引子，展示風暴來襲前的平靜及來襲後的滿目瘡痍。
最近，香港因雨傘運動再次成為國際傳媒焦點，梁振英接受海外傳媒訪問時強調限制普通人提名權有經濟、政治上的理據，因為讓人數眾多的低收入人士（月入14,000元以下）在政治上有太大影響力的話，政府政策便會向低收入階層傾斜，令香港步向福利社會。克魯明顯然也密切關注香港的情勢，他在上星期五《紐約時報》的專欄立時重鎚反擊梁振英的說法，一方面指梁跟很多相信財閥政治（Plutocracy）的人一樣努力為政治免費午餐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則以實際例子指出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並沒有出現開支不斷猛增的現象，更沒有向低下階層傾斜。相反，很多政府採取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偏幫有錢人、銀行家、大財團。
不過，克魯明對梁振英的批評並不是針對他個人，他對很多持類似觀點政客的批評其實更不留餘地。不善忘的人大概都記得，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在一個不公開的聚會中痛斥美國社會有47%的人依賴政府各種福利、津貼計劃維生，這些人永遠不會投票給他，只會支持奧巴馬，他要求所有認同小政府、低稅的人支持他，以免這47%的人得逞。羅姆尼的說話令公眾譁然，指他歧視低收入階層及有色人種。克魯明因此接連寫了多篇文章狠批羅姆尼「狗眼看人低」之餘又指出大財團、大銀行向政府伸手拿的錢更多。
克魯明的說法對有些人來說很不中聽，實情卻有根有據。只要看看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的對策就一清二楚。以美國政府為例，聯邦政府通過七千多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聯儲局則推出幾輪量寬政策，這數以萬億元計的資金大部份都流進財團甚至是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手中，令這些濫借亂炒的銀行、投資銀行可以避過倒閉危機，並有餘錢再次在投資市場興風作浪，賺回部份損失。沒多久，他們還可以再派發花紅予高層。
另一方面，處於水深火熱的上班族卻得不到多少援助，失業救濟沒有增加，沒有特別延長，失業率高居不下，直到今年才總算好轉。兩相比較下，政府政策究竟向誰傾斜不是很明顯嗎？
歐元區特別是「歐豬」的情況更可怕。為了拯救不負責任、借貸政策不健全的銀行，多國政府因此背上巨債，直接影響政府的財政狀況，大大損害了他們的信用及借貸能力。結果，多國政府被迫大幅削減各方面開支包括減薪、減福利、減基建工程。換言之，歐債危機中得救的是銀行及大財閥，是社會上1%的富人，吃盡苦頭的是佔人口九成以上的上班族、一般市民。
看過這些例子，誰還可說民主政體偏幫窮人！
盧峯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