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佔中歷程，每當局勢有所緩和，總是有一些人出來激化矛盾，逼得運動激進化。過去二十幾日，曾經多次出現可讓學生和平退場的機會，都或因警察暴力清場、黑社會介入、或者官員臨陣「反枱」，逼得佔中士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激起。周二，一邊是和談在即，一邊又有梁特首「窮人資格論」的傳出，激起民憤之餘，讓人不禁猜測，是否有人不想和平解決危機，而非要通過暴力鎮壓來彰顯其權力？
對比25年前的天安門運動，歷史一步步正在重演。當時，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趙紫陽等人主張安撫學生，並派中央書記兼統戰部長閻明復出面與學生商談，成功動員學生返校；然而，李鵬等獲得政治老人支持的強硬派，高調指摘學生，並威脅會秋後算賬，生生將已經回到校園的學生又激回廣場。最終的結果是，強硬派佔了上風，政府為血腥鎮壓找到了藉口，剛剛起步的中國政治改革被扼殺。港府官員一定不會希望香港的學生落得如此下場，但他們如此「自斷雙臂」，盲從甚至迎合中央政府的威權，而不是為港人的利益在中央政府多加斡旋，也是間接充當了香港歷史的罪人。
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張煒博士日前在BBC評論道，對有心效仿普京「強人政治」的習近平而言，在香港展示強硬立場，是一場「危險不大的政治博弈」。因為「他有把握得到香港商界大佬們的全力支持，同時也能動員那些因示威造成不便的市民出來反對學生。在他看來，時間不在學生手裏。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問題上的強硬風格能夠進一步鞏固他在中央政策制訂和執行過程中的權威，因為他讓人們看到，他甚至可以正式宣告鄧小平承諾的『一國兩制』政策的死亡。」
中央政府迷信暴力、不容異議的威權走向，不僅在對港政策上，亦在內地的言論管制和打壓異見分子的諸多公共事件中得到印證。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將港人「直選特首」的要求等同於「顛覆國家主權（港獨）」/「否認中共領導權」。更甚一步，是中共要防患於未然，扼殺一切有可能對自己造成威脅或不利的力量。佔中持續二十多日，文攻武嚇不斷，陰謀論此起彼伏。中央的強硬態度沒有絲毫轉圜的餘地：周一，《人民日報》與梁特首遙相呼應，老調重彈指摘佔中是「顏色革命」，有「外國勢力」支持，「才能在人人喊打的大環境下負隅頑抗」。中央如此疾言厲色，才有港府官員的人肉錄音機式對話。
佔中究竟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西西弗斯，還是「人人喊打下負隅頑抗」的過街老鼠，歷史自有公論。但是，令人擔憂的是，佔中領袖之間也開始出現公開的分歧：傳媒報道了陳日君樞機對學民思潮的批評，點名批評黃之鋒於原定對話的10月10日召集學生到金鐘集會是「不智」行為，令市民變相「成了你們的人質」。我認同陳主教的說法──「佔中的籌碼是民心，不是在街上的人」，但這民心要如何表達？若人人都是沉默大多數，縱使心中不滿，表面仍然順從，社會變革從何談起？黃之鋒召集市民於對話當日到金鐘觀看對話直播，如何就成了威脅政府？政府何至於怕到要放棄和談？陳樞機和談心切，批評盟友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其實更深層的問題是，政府（中央）到底有否和談（讓步）的打算？周二的對話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若要和談，必定有籌碼和底線。如今佔中者的訴求清楚擺在枱面上（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中央既然不打算回應民意，港府就只能帶着民眾「遊花園」，出動其他方式來打擊佔中也不是意外。陳日君樞機說，「兵法有進有退，進退要適時」；公民抗命，亦不只是在街頭。因為公民抗命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靠的是持續的、非暴力不合作的道德感召力──這感召力能否經受住來自市民、政府、社會團體等多方面持久的批評、阻撓、以致挑釁，仍然在民心中保持士氣，是抗命成功與否的關鍵。若是這一次公民抗命爭取的目標暫時未能達成，香港人仍有捲土重來的機會；但若是公民抗命的火種被澆滅了，市民對於抗爭失去了信念，中央在香港移植大陸的那一套威權管治體系，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