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台灣人密切關注着北京如何處理香港一國兩制模式面對的危機的話，北京政府也對港台兩地民間反對力量間逐漸頻繁的互動十分敏感。長年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2006年紅衫軍倒扁運動的總指揮施明德因此被捲入了圍繞香港民間爭普選運動的輿論戰。我們電話採訪了施明德先生，請他談談對目前香港公民抗命運動的觀察以及他對「密謀策劃」風波的看法。
法廣：你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數十年，你怎麼看目前香港由青年學生主導的公民抗命運動？你是否理解這些青年人的執着？
施明德：由於我的生命歷程，所以我對全世界（不只是台灣）發生的各種民主運動或者是反抗運動都很關心。
香港的運動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只是因為它這一次的行動讓國際社會看得比較清楚。其實，香港人從97年回歸之後，就面對着未來新的命運。在英國統治下，它享有的是法治，享有的是繁榮，享有的是自由，它期盼能夠在回歸之後比在英國統治下更好的，就是民主。在97之後，中國政府也同意「一國兩制」，香港人治港，而且答應在17年之內，給予他們選特首的權利。所以，香港人今天站出來要求的特首直選，是北京政府早就承諾了的事情。但是，他們（北京政府）用一個半吊子的民主方式，讓候選人必須經過一番不同的篩揀，這是違背全世界自由化基本原則的。所以，這（港人抗爭運動）看起來是偶發的，事實上它已經醞釀很久。
全世界的民主運動或者反抗運動都不可能一夜之間突然蹦出來。首先一定要有那種情緒，那種反對的情緒，不滿的情緒，或者是希望改革的情緒，要有那個氣勢、氣氛存在，要把氣氛轉變成一種勢力，那當然要看整個的狀況和機會。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從反對的氣勢、內心的期待、那種熱情轉變成實力，一定要有理想：目的是甚麼？理想是甚麼？第一要有理想，第二要有組織，第三一定要有領導，第四一定要有策略，第五一定要宣傳，第六當然是要有經費。這些是條件。
我一直在注意着香港的事態發展，我也曾對香港朋友不客氣地講：在我們台灣人看來，你們香港人就是經濟動物，比較在意的是經濟上的發展……
法廣：但是，這一次的運動是否正好反映出：恰恰相反，香港人在權利問題上非常堅決，不想讓步？
施明德：那很好啊！就是要這樣。我是想說這幾年，真正是有「香港人」在出現，他們不只是要求經濟上的繁榮持續、生活上的持續改善，他們也希望享有自由，享有民主，享有尊嚴。就是說，有一個「香港人」的意識出現。但是，我必須要講，北京政府或者是他們的機關報是把他們（香港人）的目標扭曲了：第一，這不是香港在爭獨立，第二，香港不是要選總統，他們只是像台灣要選一個台北市長而已。我覺得香港人的這些要求非常卑微，在全世界來看都是非常卑微的，這就是為甚麼他們遭遇催淚彈讓很多人都去關心這件事，他們的要求真是非常卑微。
法廣：你剛才提到這樣的民主運動需要有領導。這次運動雖然由學生率先發起，也有「佔中三子」在此之前發出公民抗命、和平佔領中環的號召，但它後來實際的發展變成了一次特別自發的運動，沒有明確的領導核心。就目前的這種形勢，你認為雙方怎樣才能走出僵局呢？而且，學生目前是與政府對話的主體，你怎麼評價這種局面？
施明德：全世界的所有抗爭或者自由運動、民主運動，都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限的抗爭，另一種是無限抗爭，無限抗爭就是革命，不擇手段，要推翻舊秩序、舊勢力，重建新的政經結構。有限抗爭，就是以和平方式，非常自主性地達到局部目的，香港這次發生的就是有限抗爭，它的目的、理想非常清楚，就是香港特首普選，以乾乾淨淨、符合普世價值的方式，來產生香港的領導人，它不是要爭香港獨立，不是要選香港總統，所以，這是一次有限的抗爭。
當然，我今天（10月10日）也看到了，原本計劃今天對話，但香港政府又拒絕了。（編按：雙方經商討後再訂於21日會面）這就是說，在這次運動裏欠缺組織，欠缺有效的領導，自然就很難有持續性的策略，或者是持續性的宣傳，只是因為香港那個地方曾經是亞洲的明珠，所以國際媒體經常聚集在那裏，從這一點來說，香港是佔據了很好的優勢。但是，對統治者來講，對北京來講，一個運動沒有領導，沒有組織，也會很危險，因為沒有溝通對象，而且也不可預期，然後就也可能有偶發的、或突發的、激進的事件，無論是卧底的那些人，還是反抗者主動的行為，發生一些不可預測的狀況，那時候就會發生比催淚彈更嚴重的反應，這對北京政府來說是不好的。
法廣：但是現在雙方都處於一種沒有退路的狀態，怎樣打破這樣的僵局呢？
施明德：我不認為這件事沒有退路，當然有退路。特首直選是97以後香港《基本法》（承諾了的）。作為台灣人，我們都承認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已經承諾要給的，就應該給。
香港正在發生的事全世界都在看，台灣人也在看。中央政府有領導，可以做出全盤性的策略，或者溝通，爭民主的這一方如果沒有領導，就不可能有策略，也不可能長期掌握代表性和談判的規劃。所以，我期盼着香港已經開始了十幾天的運動急速地形成組織、領導和策略。
法廣：關於香港的這些民主運動，去年年底，有一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曾經到台灣，與台灣的民主團體交流經驗，特別是同你有過會晤。最近，一些媒體又舊事重提。從大陸媒體以及香港親北京媒體的報道中冷嘲熱諷的語氣來看，好像他們把這些會晤看作是香港學生運動受人指使，受人操縱，被人利用。你作為當事人之一，你怎麼看這件事？
施明德：我想，追求民主沒有國界。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都是普世價值，一個真正關懷人類核心價值的人，不會只是關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社會，他一定也會關懷別的國家的事務，把這種關懷形容成勾結，有意義嗎？香港特首直選對我們有利益嗎？對我有利益嗎？當然，我必須很坦白地說，這些攻擊和辱罵、冷嘲熱諷對我來說還算溫和了。幾年前我領導紅衫軍的時候，民進黨是如何地醜化我、對我潑糞、揑造、甚至把我的女兒和未婚的前女友找出來羞辱我，我不得不提出十幾項控告，這些控告我全部勝訴。所以，相比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那些親共媒體的這次「冷嘲熱諷」在我看來，還算輕微了。這是在攻防當中必然會發生的。
法廣：但是，最近好像台灣媒體又重新提起去年年底你們與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先生會晤時，黎智英做了一份會晤錄音。一些媒體對此大肆炒作……
施明德：那時候我正在羅馬，我看到相關消息也只是笑了笑。其實，這沒有那麼重要。那次會晤並不是只有黎智英先生，還有幾位推動香港特首直選運動的領袖同我們聚會。我想，這麼重要的會議有人錄音，我認為很好，這些事情都是坦坦蕩蕩的。有人錄音才有可能存證，所以，我事後得知有人錄音覺得很不錯，我沒有像范可欽先生那樣，那麼激動。事情看多了以後就會覺得，如果沒有錄音，沒有記錄的話，將來面對歷史的整理就會有落差，如果有錄音為證，將來整理起來就不會太偏頗。我做這些事情坦坦蕩蕩，沒有覺得（有錄音）有甚麼不好。
（節錄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