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先生賜贈墨寶，上寫：「歷史家越寫越臉紅／李怡仁弟一笑／黃永玉九十一揮」。自當珍藏，也揣摩其意良久。近讀有人翻《資治通鑑·唐紀》寫唐太宗事，且以白話譯出如下：
皇帝（李世民）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知道起居注是記載皇帝每日言行，可以拿來看看嗎？」褚遂良說：「史官的職責是紀錄為人君者的言談舉動，備記善惡，使人君不敢胡作非為。未聽說過君上可以自取起居注來看的。」皇帝說：「朕有處事不善，卿也一併記下嗎？」回答說：「臣的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百姓也會記下的。」皇上說：「倒也是。」
當然不是每一個皇帝都像唐太宗那麼開明，但知識分子的諫議和直書歷史的道統一直都在，即使殺了一個還會有下一個秉筆直書。故范仲淹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動人陳述。這道統到中共建政後就嘎然而止。胡風給中共中央的萬言書其實已很小心，但仍被打成反革命更牽連一大片；57年引蛇出洞後來個反右，使中共黨外噤若寒蟬；59年彭德懷向毛澤東寫信，委婉指出大躍進的失誤，被打成反黨，從此中共黨內除了掌最高權力者外也就鴉雀無聲。至於歷史書寫，則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扭曲的中共抗戰史，建政後的歷史也隨着政治變動而任意編造。所以如果大陸還真有歷史家的話，他無論讀中國古代史還是寫中共建政後歷史，都難免會臉紅。當然，前提是他還會臉紅。
不過正如劉洎所說，歷史不記，天下百姓還是會記下。現代傳媒也如此。即使封殺《蘋果》，雨傘革命的訊息還是會在香港和全世界傳播和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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