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世最後十年，一位名叫內山完造的日本人如影隨形。他在上海北四川路經營一間書店，居住附近的魯迅常去購書，還把它作為代收郵件的中轉站，與各方人士包括左翼作家的會晤之地。內山為魯迅租房並代繳租金及水電和煤氣費，還介紹結識了一些日本作家、記者和歌手，更屢次幫助他遷居以躲避各種可能的不測。若數最知曉魯迅行蹤的人，除夫人許廣平外，就是這位日本友人了。
因在魯迅晚年擔當過重要角色，內山後被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抗戰結束書店不復營業，他攜家返回日本，據說一直從事日中友好活動；一九五九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獲邀到北京觀禮。據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內山完造先生」一章記述，年逾古稀的內山在機場見到她，高興得手舞足蹈，還對家人表示死後要葬在上海。不料一語成讖，翌日他突發腦溢血過世。依據遺願他被安葬於上海萬國公墓，與遷葬前的魯迅在地下比鄰。
內山的身份早年曾遭質疑。一九三三年七月，滬上《文藝座談》和《社會新聞》先後刊文，說他是日本浪人，來華經營書店，因狂嫖濫賭無以為繼，後給日本領事館當偵探，每月支薪二百元。魯迅護友心切，在《偽自由書．後記》駁斥道：「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內山留下憶述魯迅的文章四十五篇，前年被匯輯成《我的朋友魯迅》在北京印行中文版，內中提到前述魯迅為他打包票之事，似可證明其清白。可是，二零一零年武漢出版的《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許廣平在同一章寫道，她曾被日本憲兵隊拘捕，由內山保釋，之後一天上午接到內山電話邀去他家，隨後隨其太太到一家大飯店，已有不少人等着，「正納悶間，內山站起來發言了，大意是：最近得到南京政府（汪偽政權）一筆文化獎金，就在『五四』節前拿來請各位敘敘。我聽了這話，再四顧除了夏（丏尊）先生外，不認識的人如陶亢德一批，大約是文化界小漢奸和敗類，我和夏是被騙來了」。她設問：「從汪精衛偽政權給內山文化獎金看來，豈不是因為內山對他們的文化事業有貢獻才給獎的嗎？看內山興高采烈地招待那一批人，不是擴大這偽文化事業，拿這金錢來博致獎上加獎嗎？……越想越氣惱，我的到來這時總算認識內山的為人，也算明白魯迅臨死前要搬出北四川路去的道理，兩條道路豈能並存？」該書編者即魯、許之子周海嬰在文末注明，一九六一年問世的《回憶錄》，將「對內山先生的認識與分析刪除」。半個多世紀過去，內山效力於日偽的劣跡終因手稿本問世而曝光，魯迅生前給他打的保票也落空了。